西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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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在征服六國後，依舊實施源自商鞅變法時的苛法和高賦稅，使百姓對秦朝不滿。秦始皇死後不久，陳勝、吳廣在大澤鄉發動起義，引發大規模動亂，各豪強和六國的舊貴族也趁勢割據地方，原泗水郡沛縣亭長（即掌管治安之小吏，泗水亭直屬四川郡，其亭在沛縣境內。）劉邦和楚國貴族後裔項梁也趁機起兵反秦。劉邦在起義途中遇到實力更強的項梁，便暫時歸順其麾下。項梁擁立楚王室後人熊心為楚王，史稱楚義帝，復辟楚國。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九月，秦軍子在章邯領軍下於定陶（今山東定陶縣）打敗項梁帶領的楚軍，項梁兵敗被殺，項梁之侄項羽取得楚軍領導權，劉邦也開始獨立壯大。秦二世二年（前208年），項羽率反秦聯軍在巨鹿之戰中消滅了秦軍最後的主力軍。原本劉邦和項羽約定「先入關中者為王」

漢元年（前207年）十月，劉邦攻入咸陽，秦王子嬰投降。劉邦攻佔關中，但項羽實力遠強於劉邦，項羽並沒有履行之前「先入關中者為王」的約定，經過鴻門宴事件，劉邦被迫讓出漢中給項羽，併名義上臣服項羽，項羽將巴蜀漢中等地分封給劉邦，並封劉邦為「漢王」，亦是漢朝的開端，劉邦退守關中。項羽於同年12月攻入咸陽殺子嬰，劫掠咸陽、火燒阿房宮，自封為「西楚霸王」號令全國，並分封諸侯^[8]，

漢元年（前206年），項羽平定關中後，準備還都彭城，並指使英布等人殺害楚義帝^[9]，項羽和其他諸侯之間矛盾激化爆發戰爭，項羽建立的諸侯秩序迅速瓦解，劉邦趁着項羽帶兵攻打齊國田榮之時^[10]，以為楚義帝報仇的名號出兵討伐項羽，再次攻佔漢中， 楚漢戰爭正式爆發，其他各路諸侯也紛紛加入戰爭，原先劉邦在彭城之戰中被項羽打敗劉邦損失慘重^[11]，但劉邦知人善用，重用蕭何、張良、陳平等謀士，啟用將領韓信。且項羽與其他諸侯軍閥本身也矛盾重重，最後在垓下之戰中，劉邦聯合其他諸侯打敗了項羽，項羽在烏江自刎，楚漢之戰結束。

漢高帝五年二月初三日（前202年2月28日），劉邦即皇帝位於氾水之陽，建國號漢。定都洛陽後，漢高帝五年（前202年）五月在咸陽地定都長安，西漢建立。

西漢初年，由於連年戰亂，經濟凋敝，造成大量流民。漢初人口，與秦代相比大為減少，大城市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出現「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天子的騎乘找不到四隻顏色相同的馬,而將與相只能乘坐牛車)的現象^[12][13]。 在這種情況下，劉邦遂採取「黃老治術」、「無為而治」的理念治理國家,目的在與民休養生息。

首先，在政治上採取「郡國制」，郡縣和封國並存。皇帝分封侯國和王國，其中侯國只享有封地內的稅收，無軍事和行政權，並受郡的管轄，而王國則擁有獨立的政治和軍事權力。另外，在經濟對內注意興修水利，減免賦稅，組織軍隊復員，軍隊官兵復員為民。招撫流亡，令戰爭期間流亡山澤不着戶籍的人口，各歸原籍，「復故爵田宅」。釋放奴婢。詔令規定：因飢餓而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13]。這些舉措恢復農業；對外則和親匈奴，維持邊區和平。

劉邦的這一系列整治措施維持幾十年的和平，使漢朝國力得以恢復。但是引致一系列問題：對內的輕徭薄賦政策，令地方上一些豪強勢力日大，土地兼併現象嚴重；對外則匈奴背信棄義的寇掠邊境日頻，威脅邊境。

在執行這些政策之餘，劉邦也對在楚漢相爭中有大功的異姓諸侯王起了猜忌之心。早在楚漢戰爭中，劉邦為了打敗項羽，曾分封韓信、英布、彭越等一些重要將領為王。漢初，被封的異姓王有七個。此外，還封了功臣蕭何等一百四十多人為列侯。這些異姓王的存在，對中央集權是一個嚴重威脅^[14]。韓信就是在這時候被蕭何用計由呂后處死，隨後彭越、英布等人也相繼被剷除。異姓諸侯王所剩無幾，取而代之的是劉姓諸侯王，陸續分封了九個劉姓子弟為王。劉邦在白馬之盟時對眾人說了一句話：「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其時封國的存在，對中央集權必然是個離心力。隨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諸王的勢力日益膨脹，諸王掌握着封國內的徵收賦稅、任免官吏、鑄造錢幣等政治、經濟大權。形成「尾大不掉」之勢^[14]。

前195年，劉邦在討伐英布叛亂時受傷，不治身亡。

劉邦死後，呂太后漸漸掌握朝政。繼位的太子漢惠帝因受到呂后的刺激，不理政事。惠帝死後，呂太后連立兩傀儡皇帝，並漸漸削弱劉氏宗室，並封諸呂為王，掌權長達八年。

呂后雖然在高層鬥爭中手段殘酷，但是在國事和人事方面，沿用劉邦生前的既定方針和政策。經濟和社會進一步向良性發展。與此同時，呂后也開始進行恢復文化發展，她廢除了秦始皇時制定的《挾書律》，允許民間學術團體存在並教授，允許和鼓勵民間藏書，設立國家性質的圖書機構，凡向官府獻書者一律給予獎勵。

漢初基本上沿用蕭何所刪定的《秦律》即《九章律》，雖然與秦律相比要改善許多，但是《九章律》仍然留下《秦律》中許多嚴苛的條款。呂后下令對這些條款進行再次厘定，廢除許多條款，如族誅、連坐等條款都予以廢除，同時還減輕大量刑罰的處罰標準。

呂后死後，周勃和陳平奪禁軍權，斬殺呂產等人，清除了呂氏在朝中的勢力。

呂太后死後，由於諸呂掌握兵權，而功臣更不滿呂氏專權，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施計奪取呂氏的兵權。由於漢高祖只餘下兩個兒子，朝臣以淮南王母家趙氏強橫，代王母家薄家善良，故以呂太后所立的傀儡皇帝非惠帝親生為由，迎立代王恆即帝位，是為漢文帝。

文帝時，提倡以農為本，多次發佈詔令勸農，以發展農業經濟。公元前167年七月，文帝下詔「除田之租稅」；公元前156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稅一，並成為漢朝的定製。文景時又減少地方的徭役、衛卒，停止郡國歲貢，開放山澤禁苑給貧民耕種；並頒佈了賑貸鰥寡孤獨的法令。這些措施的施行，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文景之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糧價也大大降低，「谷至石數十錢」^[15]。

後來即位的景帝，也持續此種政策，同時還「懲惡亡秦之政，倫議務在寬厚」。施行「約法省禁」的政策，廢除了一些嚴刑苛法，如妻孥連坐法、斷殘肢體的肉刑等，並減輕笞刑。所以這個時期，許多官吏斷獄從輕，不求細苛，以至有「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斷獄數百，幾致刑措」之說。這和秦時「斷獄歲以千萬數」的慘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5]。

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恢復了經濟，社會民生得到改善，因此歷史上將此時期稱為「文景之治」。文景二帝都是黃老思想的推崇者，主張無為而治，休養生息。在此期間，漢朝國力得到增強。

只是，景帝在位期間，聽取晁錯的意見，進行削藩，開始削奪王國的一部分土地，劃歸中央直接管轄^[14]。但是在執行的過程中操之過急，吳楚等七國遂於公元前154年（景帝前元三年）舉兵叛亂。 吳王劉濞是這次叛亂的主謀，他聯合了膠西王、楚王、趙王、濟南王、菑川王及膠東王，藉口「請誅晁錯，以清君側」，共同起兵。景帝派周勃的兒子太尉周亞夫等率大軍前去迎擊，同時又殺晁錯。但劉濞繼續進攻，於是景帝決心討平叛亂。 周亞夫率領大軍迎擊吳楚七國叛軍。下邑（安徽碭山東）一戰，「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七國之亂的平定，使諸侯王勢力受到致命的打擊^[14]。朝廷設法剝奪各個諸侯王的權力，加強中央集權。

漢武帝在位時期是西漢全盛時期。景帝死後，太子劉徹即位，即漢武帝，一上台便改「無為而治」的治國策略，對內進一步採取了一系列加強皇權的措施， 繼續打擊諸侯國^[16]。

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佈「推恩令」。規定每個諸侯王除由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他諸子都在王國範圍內分到封地，作為侯國。從此，「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封國越分越小，勢力大為削弱。後來，又作左官之律和設附益之法。「左官律」規定，凡在諸侯王國任官者，地位低於中央任命的官吏，並不得進入中央任職。以此限制諸侯王網羅人才。「附益法」嚴禁封國的官吏與諸侯王串通一氣，結黨營私，以達到孤立諸侯王的目的^[16]。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漢武帝以諸侯王所獻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兩不足為藉口，奪爵、削地者達106人，占當時列侯的半數。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雖然還存在，但所封王、侯只能「衣食租稅」，不得過問封國的政事，封土而不治民。通過這些措施，基本上結束了漢初以來諸侯王割據的局面。

在打擊諸侯的同時，漢武帝還在中央提高皇權，採取了限制丞相權力的措施。他親自過問一切政務，令九卿不通過丞相直接向他奏事。與此同時，提拔了一批中下層官員，作為漢武帝的高級侍從和助手，替他出謀劃策。這樣，在朝官中有了「中朝」和「外朝」之分。由尚書、中書、侍中等組成的「中朝」成為實際的決策機關，而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官，逐漸成為執行一般政務的機關了。中外朝的形成，顯示了皇權的高度集中^[17]。

對外則派衛青、霍去病等對外十一次攻打匈奴，期間一度把匈奴驅逐至漠北地區、打通西域，開通「絲綢之路」；召開「鹽鐵會議」，其後將製鹽、制鐵和釀酒的事業收為國有。但武帝對外戰爭的代價是很大的，在武帝十一次打擊匈奴後繼續對匈奴攻伐，令匈奴邊患復燃。

武帝中後期官府的稅收再次增加，同時武帝將刑罰再次加嚴，武帝後期因此發生了大規模的流民起義；開銷甚大，因此創立「均輸官」、「平準官」，與民爭利。另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成為了中國固有的文化潮流，對後世的影響十分深遠。自從漢武帝確定「獨尊儒術」以後，儒學成了歷朝歷代的官學思想^[18]。

武帝晚年，由於連年的戰爭，再加上漢武帝本人好大喜功，十分鋪張浪費，人口大量減少，財政處於崩潰邊緣。

武帝末年，由於長時期的興師動眾和嚴刑峻法，民眾起義不斷。漢武帝不得不下輪台罪己之詔，表示要發展生產，與民休息 ^[19]。武帝死後，由年僅八歲的漢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完全秉承武帝晚年的政策，國力進一步恢復，財政進一步好轉，社會得到恢復。昭帝極為聰明，惜21歲即病死。死後，荒唐的劉賀被廢，由漢宣帝即位。

宣帝來自民間，是西漢第二位平民皇帝。宣帝性格與其祖父衛太子劉據很不相同，而與曾祖父漢武帝極為相似。他年輕時受到良好的儒家詩書禮樂教育，但為人卻極喜鬥雞走狗、遊俠，遍游三輔之地，因此對民間的疾苦和社會弊病有極清醒認識。

宣帝上台初期，霍光操控國政，政策一如從前。霍光去世，漢宣帝開始真正主政，秉持「王霸之道雜之」的政治策略。他一方面沿續霍光時期的政策，繼續減輕各種稅賦和民眾的負擔，即所謂的「王道」；同時厲行法家政策，整頓吏治，即所謂的「霸道」。

宣帝位期間，匈奴也表示了臣服的意願，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韓邪單于以臣子的身分覲見宣帝，漢朝與匈奴的百年大戰，終告落幕。在西域，設立西域都護，把西域三十六國正式納入漢朝的疆域。

宣帝和先前的昭帝御宇期間，採取了輕徭薄賦、重視吏治、平理刑獄等政策和措施。使西漢又穩定下來^[19]。被稱為昭宣中興或昭宣之治。

西漢後期，賦役和土地兼併嚴重，造成自耕農破產，公元前107年，關東出現流民200萬，無戶籍者40萬。漢宣帝時，因天災人禍，流民更多，使西漢王朝出現危機^[20]。

漢宣帝於43歲時病殂，漢元帝即位。元帝即位以後，一反漢宣帝時期的政策，大力推行儒家空闊不切實際的政策，致使土地兼併之風盛行，吏治也開始敗壞，中央集權逐漸削弱。漢元帝時期關東十一個郡國鬧水災，人民相食，漢元帝卻只知打獵取樂，「馳騁干戈，縱恣於野」^[21]。

漢成帝時漢成帝的舅舅、舜的後人王鳳與許平君的堂弟、孝成許皇后的父親許嘉並立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後來小許皇后失寵、趙飛燕趙合德姐妹崛起，漢成帝沒有男性後代，舜的後代王鳳、王莽逐漸控制了政權。王氏的權力愈來愈大，自王太后的親戚王鳳以來，全由王氏子姪出任大司馬大將軍，王氏在朝廷的勢力日漸鞏固。王氏得勢，更「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狗馬馳逐，大治第室」^[22]。其他公卿、近臣，也都奢侈淫逸，醉生夢死^[21][23]。

漢在弘農等郡設立鐵官，利用刑徒冶鑄鐵器，在殘酷的奴役下，陽朔三年(前22年)，潁川(今河南禹州)鐵官徒申屠聖等人發動起義，申屠聖自稱將軍，奪取武器，殺死官吏，歷經九郡；永始三年(前14年)，山陽(今山東金鄉)鐵官徒蘇令等人發動起義，奪取武器，殺死官吏，歷經十九郡國，沿途釋放囚徒，殺死漢東郡太守和汝南都尉。最後在漢軍鎮壓下失敗。

公元前9年（綏和元年），王莽繼任大司馬大將軍^[23]。漢成帝崩後，成帝皇后趙飛燕聯同太子合力排擠王氏。太子即位是為漢哀帝。把哀帝祖母傅太后及生母丁太后入主宮禁。大司馬王莽見大勢已去，向太皇太后王政君建議暫時退讓，結果王莽辭官回到新野新鄉封國。

公元前1年（元壽二年）漢哀帝死，王氏權力再冒起，王莽復任大司馬，並錄尚書事，操縱了漢政權^[23]。此時，王莽以君子之姿逐漸干預朝政。

一方面王莽排斥異己，另一方面採取了籠絡人心的措施：如封漢宗室和功臣的後裔，對於退休的高級官員，終身食原俸的三分之一，擴充太學，增加博士和太學生名額等等。從而取得了一部分王侯、士大夫及士人的擁護。 與此同時，王莽也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公元2年（元始二年），郡國發生災害時，他獻田三十頃、錢百萬，以分配給貧民。王莽又在長安城中建住宅二百區，讓貧民居住。這些措施得到了好評。如因王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頌其功德者竟達487000人，各地方官吏也不斷向王莽獻祥瑞，這樣王莽實際上控制了漢朝政權^[23]。

最後，王莽弒漢平帝，於初始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9年1月10日）廢孺子嬰。王莽自立為帝，篡漢為新，建立214年的西漢王朝結束。

23年綠林軍攻入長安，弒王莽，立漢室劉玄為皇帝，改元更始，是為玄漢。但漢更始帝隨即荒政，全國隨即混亂，最終公元25年被赤眉軍再次攻陷，漢更始帝被殺，長安宮室從此荒廢於戰火。

 

西漢建立初期，各地叛亂不斷，劉邦連征叛亂而無暇顧及邊防。北邊河南地為匈奴所有。而南邊南越和東南的閩越，黔中地區趁機與漢朝脫離，後來漢文帝派人說服南越王和各國歸順，又恢復了一統的局面。不久之後南越就因為荊州兩湘地方不肯開關通商而發動進攻。此時恰值漢武帝時期，西漢的文治武功已到極盛，遂徹底剿滅了南越王政權，南越也首次直接歸中央管理^[24]。

前127年，衛青北擊匈奴，收復河南地、隴西、北地、上郡的北部，置朔方、五原二郡。雲中、雁門二郡的北界也向外擴展。西漢的北部疆界至此推到河套，陰山以北。前121年，霍去病出隴西擊滅居於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設酒泉郡。後又分割為張掖、敦煌、武威三郡。連同在湟水流域設置的金城郡，合稱河西五郡。前138年，東甌王迫於閩越王的威脅，舉國內遷到今江淮流域。前110年，漢朝又滅亡了閩越國。前111年，漢朝平南越，又佔有了海南島，在該地設十郡。在西南地區，漢朝征服了諸國，邊界推移到雲南哀牢山和高黎貢山。東北地區滅亡了衛滿朝鮮，設置了東北四郡。漢帝國的國土已基本成型。而在西域設都護府也加強了對西域的控制^[24]。

西漢末期，由於政權的衰落和皇室的動盪，疆域萎縮。東北撤銷了真番、臨屯二郡。西南地區由七郡變成五郡，並且放棄了海南島與象郡。王莽篡漢時期已經僅剩秦朝時的疆域，西域各國因為漢帝國的衰落而逐漸脫離管制。東漢王朝末年，中原戰亂不斷。遂放棄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河套、陝北、晉西北、河北北部地方先後放棄。高句麗與林邑兩國蠶食東北及南方國土。只有西南地區擴展至大盈江一帶^[24]。

• 一級政區：郡（國）漢初年有60多個郡，2年共103郡、國。長官最初稱郡守，景帝時改稱太守。
• 二級政區：縣（侯國、邑、道）邑是皇太后、公主所封的食邑；道是設在土着地區的縣級政區。公元2年，共有縣、侯國、邑、道等縣級政區1587個。萬戶以上的縣稱縣令，萬戶以下的縣稱縣長。
• 行部（又稱刺史部）：自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設了13行部，每個行部管轄若干郡（國）。但此時的行部是監察區，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行政區。

西漢朝後期的疆域政區包括司隸部、十三刺史部所察各郡、國和西域都護府轄區，以及當時中國邊區各族的分佈地^[25]。

西漢初期，參照秦制，「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到了漢惠帝、高后時期分為左右丞相，漢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26]其職權大抵如陳平所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撫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焉。」^[27]據相關學者研究，將宰相的具體權力分為五個方面：選官權、督察百官並有一定的執法權、上計考課權、總領朝議與奏事權、封駁與諫諍權^[28]。

漢武帝時期，由於外部威脅消除，而此時的宰相集權已經威脅到皇權，進而對之裁抑。出於加強皇權、弱化相權的目的，漢武帝自親政起設立內朝逐步對相權進行削弱，並通過頻繁更換宰相以及以細事誅殺宰相來加強皇權、樹立自身對中央政權的絕對控制。毫無疑問，內朝的設立在完成上述目的之後，在武帝統治期間對外戰爭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內朝作為一項制度其自身就不是完善與成熟的^[29]。

內朝具有根源於皇權的巨大的依附性，脫離皇帝的領導，內朝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權力機構存在。同時，宰相不得過問內朝事務，也使得內朝成為政權內部一個相對於外朝的獨立單位。總之，從中央集權的角度來看，內朝的設立增強了皇帝對朝政的控制權，使得專制制度達到一個新的高度^[29]。

通過漢武帝時期創置內朝、裁抑相權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活動，西漢國家政治活動中的決策權較為完整地收歸皇帝手中，使得以宰相為首的外朝逐漸退化成執行機構^[29]。

除了丞相，還有太尉、御史大夫，三者分別掌管政務、軍事和監察，稱為「三公」。「三公」之下，設有掌管國家軍政和宮廷事務的「九卿」。地方行政機構，除沿襲秦朝的郡縣制外，漢初還分封諸侯王，形成郡國交錯的局面。郡縣官制承襲秦代，封國官職仿照中央。縣以下的基層組織仍為鄉、里。這樣就恢復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套政治體系^[30]。

武帝時期頒行了一套新的選用官吏制度。漢初，官吏的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按軍功爵位的高低，選任各級官吏，二是選自郎官，即郎中令屬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議郎等。郎官的職責是守衛宮殿和做皇帝隨從，如果經過一段時間，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額，即可由郎官中選用。軍功地主到武帝時已經沒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貲選」，難於選拔真正的人才^[17]。

因此，武帝即位後，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新選拔制度：

• 察舉制。文帝時已有「賢良」、「孝廉」之選，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武帝時，開始明文規定下來，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舉，經過考核，任以官職。不久又規定依人口的數量，按比例選舉，取消了資產的限制。這樣使察舉制逐步完善^[17]。
• 「徵召」制。徵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武帝召見，確有才能，授予官職。與此同時相配合的還有「公車上書」之制，天下吏民上書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長，授以官職^[17]。
• 博士弟子考試成績優異者，也可入仕。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武帝採納公孫弘的建議，置五經博士弟子，每年考試，凡能通一經以上者，可補文學掌故的官缺，成績得甲等者並為郎官。武帝通過這些措施，選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17]。

劉邦在入關之初的時候就約法三章^[31]，但只是臨時措施。西漢建立後，劉邦令蕭何根據《秦律》制定《漢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連坐法，在秦律的基礎上，又增加三章，合為九章，故稱《九章律》。 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須無條件執行。^[30]。

西漢建立了比秦朝更為完備的軍事制度^[30]。西漢前期的軍事是實行徵兵制，以正卒兩支來守衛京師。一支為南軍，守衛宮城，歸衛尉率領；另一支為北軍，保衛京師，歸中尉率領。兩支各有兩萬人。武帝時，各減至一萬人。正卒一年一輪換，不利於保衛京師。武帝着手組建職業兵為侍從軍和禁衛軍^[32]。 　　

• 期門軍和羽林騎

侍從軍有三支，就是期門、羽林騎和羽林孤兒。期門軍是漢武帝於建元三年（前138年）建立的，由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等六郡良家子能騎射者組成，共約有一千人，歸光祿勛掌管。因常為侍從漢武帝而期待於殿門，故有「期門」之名。羽林騎是於太初元年（前104年）選六郡良家子組成，約七百人，亦屬光祿勛。羽林騎原叫做建章營騎，因守衛建章宮而得名。後更名「羽林騎」，取「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之意。羽林孤兒是由戰死者的子弟組成的，因養在羽林官署，教習戰射，而有此稱號^[32]。 　　

• 八校尉

禁衛軍是於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立的，共有八支，每支有士卒約七百人，由八個校尉率領，因稱「八校尉」。八校尉為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的士卒都由招募而來，是職業兵，這是中國古代有募兵制的開始。這支軍隊後來發展為西漢王朝的軍事主力，經常用於鎮壓起義或進行對外戰爭^[32]。

在地方，有經過訓練的預備軍，根據地區的具體條件，分別設材官（步兵）和騎士（騎兵），這些預備隊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備軍和預備軍的兵員，都由郡國徵調來的「正卒」充任^[30]。

武帝時期強化了軍隊，增設樓船（水軍）等軍種。 ^[33]。

 

西漢時期，牛耕和鐵器的使用已逐步推廣。手工業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尤其紡織業和瓷器製作發達。西漢是古代中國商業非常發達的一個朝代，社會的穩定和交通的發展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不僅國內貿易興盛，而且對外貿易也非常發達。通過絲綢之路西漢甚至與大夏、印度、阿爾沙克王朝、羅馬帝國等國家有間接的貿易關係。西漢文化對當時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也有一定的影響力，位於今越南中部和北部的交趾刺史部、位於今朝鮮半島北部的玄菟郡、樂浪郡、臨屯郡、真番郡、彌生時代的日本等地區都受西漢文化的或多或少影響。

西漢初年，鐵製農具已推廣到中原以外的很多地區。武帝時冶鐵製器歸國家壟斷，鐵農具的傳播更為迅速。在中國各地都有出土的西漢的鏟、鋤、鐮、鏵等鐵製農具出土^[34]。

漢代兼用馬和牛耕地，但主要靠用牛。從考古所獲西漢牛犁模型、牛耕壁畫和犁鏵實物等看來，西漢普遍使用所謂二牛抬槓的犁耕法。《漢書·食貨志》中所說的二牛三人的耦犁，也是二牛抬槓。由於扶犁人使用牛轡穿牛鼻導引耕牛，省去了牽牛的人力，出現了二牛一人的犁耕法，這是犁耕法的重大進步^[34]。

西漢時期，水利事業很發達。如龍首渠、六輔渠、靈軹渠、成國渠等溉田都很多。京畿以外，關東地區也興修了一些水利。至於鑿井灌溉，北方到處都有，甚至居延邊地，也鑿井開渠，進行屯墾。西漢時期最重要的水利工程，是治理黃河。漢武帝曾巡視工地，並命隨從官員自將軍以下，都負薪填決河。經過這次修治，黃河才流歸故道，八十年中未成大災^[34]。

隨着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耕作技術也有提高。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趙過總結了西北地區抗旱鬥爭的經驗，推廣了「代田法」^[35]。

趙過還發明了耬車。耬車是一種播種機，能同時播種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種效率。在遼陽三道壕西漢晚期村落遺址中發現過一件鐵製耬足，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墓葬壁畫上的三足耬畫像，可見當時已廣泛採用耬車播種技術。漢武帝曾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推廣這種先進技術、新式農具^[35]。

到成帝時，氾勝之又總結了「區種法」這種新的耕作方法。這是一種園藝式耕作技術，把土地劃成許多小區，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細作，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 由於農業生產的發展，耕地面積也不斷擴大，到西漢末年，墾田面積已達8270500餘頃，人口達5900餘萬，比戰國時期增加兩倍以上^[35]。

在西漢的手工業中，冶鐵業佔有重要地位。西漢時期的冶鐵技術比戰國時有了重大的發展。西漢後期，吏卒徒開山采銅鐵，每年用人十萬以上，規模很大。鄭州古滎遺址的煉鐵爐，是現知漢代煉鐵爐中最大的，其中一座，估計日產生鐵可達一噸。古滎遺址資料表明，當時生鐵冶煉和加工工藝有較大的進步。遺址中煉鐵的燃料，除木材外，還有原煤和煤餅，這是現在所知的中國歷史上最早用煤的遺存^[34]。

西漢的采銅和銅器手工業也很發達。銅主要產在江南的丹陽郡和西南的蜀、越巂郡、益州等郡。銅製器皿的生產規模頗大。銅鏡、銅燈、銅熏爐等物，近年常有出土，最多的是銅鏡，是日用必需品^[34]。

絲織業是西漢的重要手工業之一，是北方居民的家庭副業。臨淄（今山東臨淄）和襄邑（今河南睢縣）設有規模龐大的官營絲織作坊，產品供皇室使用。西漢的絲織物通過饋贈、互市或販賣，大批輸往邊陲各地，遠至中亞各國和大秦^[34]。　西漢時不僅有紡紗的工具，而且出現了織布機。秦漢之際，斜織機在南北方地區已經比較普遍，在農村廣泛地採用了腳踏提綜的織機。同時還有織造提花織物的機械──提花機，提花技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漢錦是漢代織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織物。經對絲織品的化學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藍靛作染料，可染成綠、紅等色。這比戰國時的染色工藝提高了一步^[36]。　

西漢的漆器業發展也很大。在蜀郡（成都）和廣漢等地設置工官監造漆器。當時上層之家都使用漆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漆器的種類很多，有耳杯、盤、壺、盒、盆、勺、枕、奩、屏風等。出土的西漢漆器，特別是馬王堆的器物，大多色彩鮮艷，光澤照人，精緻美觀，特別是漆器上的彩繪，技巧更高，畫法瀟灑生動，奔放有力，線條乾淨流利^[37]。

此外，煮鹽（包括海鹽、池鹽、井鹽）、釀造等業，在西漢時都是重要的手工業行業，生產規模和技術都超過前代^[34]。

隨着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商業也繁榮起來了。據《史記》記載，西漢時期全國已形成了若干經濟區域，每個區域都有大的都會。關中區域膏壤千里，最為富饒^[34]。

鹽鐵官營，均輸平準

漢初的鹽鐵為私人經營的，西漢政府僅設官收稅而已，特別是文帝時，對鹽鐵經營採取放任政策。武帝上台後採納大商人孔僅和東郭咸陽的建議，把私人壟斷的冶鐵、煮鹽、釀酒等重要工商部門收歸國家壟斷經營，在全國產鹽鐵的地方設立鹽鐵專賣署，並任命當地的大鹽鐵商為鹽、鐵官，管理煮鹽、製造鐵器和買賣鹽鐵等事務。不產鐵的地方設小鐵官，以熔化廢鐵作農具或用具。鹽鐵官營後，嚴禁私人鑄鐵和煮鹽。自從鹽鐵官營後，漢政府大大增加了收入。但是管理鹽鐵的官吏多為鹽鐵商人，經營不善，往往產品質量低，價格昂貴，貧民購買不起^[38]。

武帝死後第六年，即公元前81年，郡國所舉的賢良文學，曾議罷鹽鐵官營事。會議的結果，取消了酒的專賣和關內鐵官，對官營政策作了很大的調整^[38]。

武帝在實行鹽鐵官營的同時，推行了均輸平準政策。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武帝採納大農令桑弘羊的建議，在全國實行均輸平準政策。均輸就是調劑運輸；平準即平衡物價。原先漢政府各部門常常搶購物資，引起物價上漲，地方上交中央的貢賦，往來煩難，「或不償其費」。而且富商大賈囤積居奇，操縱物價。於是由大農令統一在郡國設均輸官，負責管理、調度、徵發從郡國徵收來的租賦財物，並負責向京師各地輸送。又由大農令置平準官於京師，總管全國均輸官運到京師的物資財貨，除去皇帝貴戚所用外，做為官家資本經營官營商業。「貴則賣之，賤則買之」，調劑物價，並獲取收益^[38]。

實行鹽鐵官營、均輸平準政策後，「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貿易

西漢中期以後，對外貿易也十分發達。從河西走廊經塔里木盆地南北邊緣通向中亞、西亞以及更遠地區的道路，已經暢通。沿着這條道路，運入各種毛織物和其他奢侈品，運出大宗絲織品。西方人稱這條道路為「絲綢之路」。海上貿易的重要港口是番禺（今廣東廣州）。近年來在廣州、貴縣、長沙等地，經常發現玻璃、琥珀、瑪瑙等物，其中一部分是從海外運進來的^[34]。

交通王侯

漢初的時候，曾禁止商人衣絲乘車、作官為吏，但是後來國家的逐步統一，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山澤禁令也有所放弛，在這種情況下給商業的繁榮創造了條件。當時的富商大賈「周流天下」，非常活躍，甚至富比天子，「交通王侯」，形成有影響的勢力^[39]。

西漢時期的商業經營範圍很廣，據司馬遷《史記》所載，當時市場中陳列着糧食、鹽、油、醬、果類、菜類、牛、馬、羊、布、帛、皮革、水產等幾十種商品^[39]。

西漢初年沿用了秦代的貨幣制度，實行黃金與銅錢並行。雖然銅錢因連年戰爭、生產萎縮而不斷減輕重量，但是仍然稱作半兩^[40]。 劉邦令民間自鑄莢錢，可能與他的無為思想有關。他曾經令陸賈分析秦失天下的原因，陸賈說：「（秦代）事逾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及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41]而西漢開始推行並流傳到隋朝的五銖錢，在中國歷史上流通了七百年左右，是目前歷史上流通時間最長的貨幣。錢幣外圓內方，為圓形方孔錢^[42]。

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漢武帝下令宣佈禁止郡國鑄錢，把全國各地私鑄的錢幣運到京師銷毀，把錢幣大權收歸中央。成立了專門的鑄幣機構，即由水衡都尉的屬官鍾官、辨銅、技巧三官負責鑄造五銖錢。這次新鑄的五銖錢（也稱上林錢或三官錢），重如其文，錢的質量很高，便於流通，成為當時唯一合法的貨幣^[43]。

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漢武帝廢半兩錢始鑄「五銖」錢，令各郡國鑄行，通稱「郡國五銖」。後因「郡國五銖」日漸輕劣，漢武帝於元鼎四年（前113年），專設「上林苑三官」錢局，鑄造形制規範、重量一致的「三官五銖」錢，成為全國統一的標準貨幣。從而，促進了當時西漢的社會經濟的飛躍發展，保證了討伐北部匈奴戰爭的勝利。為鼓勵遠征軍官兵的士氣，漢武帝特下令動用國庫黃金，鑄造了一批金質「五銖」錢，用來獎賞有功人員或因戰爭致殘的戰士。因此，在當時能夠獲得「五銖」金幣賞賜的人，則被看做是至高無尚的榮耀。後歷經漢昭帝，至漢宣帝（前73年至前49年），「五銖」錢在銅質、形制和錢文等方面更趨完善精美，史稱「宣帝五銖」^[44]。

而到了西漢晚期由於社會動盪，出現了通貨膨脹，五銖錢也隨之貶值。於是政府在鑄造錢幣時，剪掉了錢幣周邊的輪廓再鑄造錢幣，稱之為「剪輪五銖」錢。這樣錢幣所用的銅就減少了，五銖錢的實際價值就遠遠低於面值。2011年在對楊凌「尚德-石家墓地」考古發掘時出土了不少「剪輪五銖」錢，這是在西漢晚期發行的^[45]。

首都京兆尹長安戶八萬餘，人口二十四萬六千，是全國最繁華最富庶的城市。長安城周圍六十五里（據實測，周長二萬五千七百米，合當時六十二里強），有十二門、八街、九陌、九市、一百六十閭里，它的佈局，基本上已為考古發掘所證實^[34]。

河南郡的治所雒陽、邯鄲郡的治所邯鄲、齊郡的治所臨淄、南陽郡的治所宛城、蜀郡的治所成都(當時合稱五都)、潁川郡的治所陽翟、汝南郡的治所平輿南海郡的治所番禺和交趾郡的治所河內等城市，是全國主要的都會。楚國治所彭城、廣陽國的治所薊、陽翟、丹陽郡治所宛陵、江夏郡治所江陵、廣陵城、豫章郡治所南昌、會稽郡治所吳和錢塘縣等，也都是一方的都會。全國各地區、各都會之間，有大道相聯^[34]。

秦末民變和楚漢戰爭，造成期間全國人口減少。漢朝建立後實施的政治措施「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經過六十餘年的休養生息；到元光六年(前129年)時，全國人口達到3,600萬。從元狩六年(前117年)起，期間因為征伐匈奴單于國和自然災害頻繁，並且賦稅徭役加重，到漢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全國人口只有3,200萬。至漢平帝元始二年的戶口調查，戶口達到12,233,620戶，人口已經達到59,594,978人。根據現在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葛劍雄研究此時的實際人口超過了6,500萬人。

西漢的文學成就，至少可以從劉向和揚雄的作品中進行研究。

劉向（前77年—前6年），字子政，原名更生，西漢宗室。著有《別錄》、《七略》、《新序》、《說苑》、《列女傳》、《洪範五行傳論》、《五紀論》、《戰國策》、《楚辭》、《孫卿新書》等書。這九本書幫助後人對中華文化歷史的研究。

揚雄（前53年—18年），字子雲，又曰楊雄，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都區）人，西漢哲學家、文學家、語言學家。著作有《法言》、《太玄》和《方言》。《法言》是模擬《論語》的體裁寫成，內容是講述儒學傳統思想，共十三卷，後有北宋司馬光的集注； 《太玄》融合了儒家、道家和陰陽家的學說，內容是闡述揚雄的哲學體系和宇宙論；《方言》則是中國第一部記錄方言的著作。

 

西漢與周邊各國有着更為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也發生過一些戰爭。漢朝（主要是在漢武帝時期）對周邊各國或各族的戰爭，有的屬於防禦性質，有的則是對外擴張。但是總的看來，漢武帝以後漢朝版圖擴大，漢族的經濟和文化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影響着東亞各民族，例如：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

在西漢帝國的南邊有一個部族，就是分佈在嶺南地區的越人，秦漢時期華夏與百越部族就開始了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國早期的海外交往^[46]。

自古^[何時？]以來，古代越人生活在嶺南大地上。南越國時期，這一地區第一次得到大規模開發，鐵器和農耕得到推廣，郡縣制度得以實行，社會經濟全面發展。南越國之後，嶺南進入了更為全面的發展時期^[46]。

南越國是西漢初年嶺南的第一個封建地方政權。它的疆域大致是秦代嶺南三郡的範圍，東抵福建西部，北至南嶺，西達雲南東部，南瀕南海，西南抵越南北部地區^[46]。

南越國的開國之君趙佗，秦始皇時被派遣率軍南下平定嶺南，公元前214年秦朝在嶺南設桂林、南海、象三郡，趙佗任南海郡龍川令。在 秦末農民起義的烽火中，趙佗在五嶺絕道斷關，干公元前204年建立南越國，自立為王，定都番禺，後又自稱「南越武帝」。在統治南越國67年的時間裏，趙佗推行一系列措施促進了嶺南的早期開發^[46]。

秦、漢時期，北方的匈奴族一直對中原王朝構成巨大的威脅。秦朝覆滅後，匈奴趁楚漢相爭、無暇北顧之機再度崛起。在其領袖冒頓單于統率下，四面出擊，重新控制了中國西北部、北部和東北部的廣大地區^[47]。

西漢王朝建立後，匈奴依然是漢民族和平生活的重大威脅："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毆略畜產"，"殺吏卒，大寇盜"，給西漢北方地區民眾帶來沉重的災難，嚴重危害着中國北部邊境的安寧。而漢朝方面，自高祖劉邦於公元前200年在平城被圍事件發生後^[48][49]。至漢武帝劉徹元光二年，即公元前133年（劉徹即位第8年）馬邑設伏誘擊匈奴，在此68年間，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出嫁公主，贈送絲綢、糧食等物品，與其約為兄弟，以緩解匈奴的襲擾，一直蒙受很大的恥辱。在軍事上，則主要採取消極防禦的方針，儘量避免與匈奴進行決戰。然而"和親"政策並不能遏制匈奴的襲擾活動，漢朝的邊患依舊相當嚴重^[47]。

文、景時期，雖然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但為抵禦匈奴的侵擾，也作了些防備工作。如文帝改革了邊防軍輪換制度，用免稅、賜爵、贖罪等辦法移民「實邊」。還大力提倡養馬，準備對匈奴進行反擊^[50]。

漢武帝登基做了皇帝。他憑藉前輩所創造的物質基礎，漢武帝對匈奴的反擊，始於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共歷時三、四十年之久，其中又以取得"漠北決戰"勝利為標誌，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而以第一個階段為主。在這一時期內，漢軍曾對匈奴展開3次重大反擊作戰，並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匈奴南下騷擾的問題。這3次戰略反擊，分別是漠南之戰，河西之戰和漠北之戰^[47]。

西羌是中國西部的古老民族之一，據垢《漢書·西羌傳》記載：羌人無弋愛劍被秦國拘留，掙脫後流亡於三河地區的一個岩洞裏，秦軍用火燒岩洞，突然出現一個形似老虎的怪物遮護無弋愛劍。後來，遇到一個刻女，結為夫妻，羌人聞說有神靈保護，認為是奇特之人，故推選為當地羌人的首領袖^[51]。

鮮卑是北方地區重要的一支古代少數民族，活躍於兩漢魏晉至北朝時期。考古學根據歷史文獻和文化遺存，一般將鮮卑分為東部鮮卑和拓跋鮮卑。東部鮮卑源出東胡。公元前206年匈奴冒頓單于擊破東胡，東胡餘部退保烏桓山和鮮卑山，各自以山為號，鮮卑「語言習俗與烏桓同」^[52]。漢武帝時鮮卑部落南下駐紮在西拉木倫河流域^[53]。

烏桓是匈奴的東鄰，西漢時期已經分佈於漢東北邊郡的塞外之地。西漢時期成書的《史記》和東漢時期成書的《漢書》雖然為匈奴立傳，但是有關烏桓的記載卻較少，更沒有為其立傳。因此，要了解西漢時期烏桓的歷史，主要是根據西晉時期王沈所著的《魏書》和南朝宋時期范曄所著的《後漢書》中的《烏桓鮮卑列傳》^[54] 。

司馬遷所寫的《史記》只有兩處提及烏桓，都很簡略。

第一處是《史記·貨殖列傳》中介紹燕地的地理位置和物產風俗部分提及烏桓：

第二處是西漢元帝、成帝年間褚少孫補記的《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中的平陵侯范明友的內容：

可見在司馬遷生活的漢武帝時期，雖然已確知烏桓的分佈位置，但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司馬遷為北方的匈奴、朝鮮專門立傳，但卻只在描述燕地四鄰時提到烏桓。這說明到武帝末期《史記》成書之前，烏桓與漢邊郡接觸較少，直到武帝之後的漢昭帝時期，才出現烏桓進犯漢東北邊郡的記載^[54]。

早在戰國時期，燕人衛滿就進入了朝鮮，後來秦滅燕，衛滿臣服秦朝，隸屬遼東郡，西漢建立後，衛滿又隸屬於燕王盧綰，後來盧綰投降匈奴，衛滿征服蠻夷，招募漢族，勢力開始坐大，衛氏朝鮮建立。

漢武帝時期，衛滿的孫子衛右渠在位。漢武帝派涉何出使朝鮮，讓衛右渠來長安稱臣見駕。衛右渠說出了很多理由，就是不肯前來。涉何說不過衛右渠，在回來的時候殺掉了送行的朝鮮副國王衛長，然後渡河，疾馳而去，告訴漢武帝「殺朝鮮將。」^[55]

漢武帝認為涉何做得不錯，故意不加詢問，還加封涉何為遼東東部都尉，直接面對朝鮮。朝鮮人不知道這是在蓄意挑起戰爭，他們派出軍隊攻殺涉何。漢武帝的藉口找到了，當年秋天，派出兩路漢軍，十萬多萬人，兵進朝鮮半島。最終被漢武帝殺掉^[55]。

一直至清末，朝鮮半島始終臣服於中原政權，中原政權採取羈縻政策最適合朝鮮^[55]。

秦漢時期在蜀郡西南廣大地區有眾多的少數民族和部落，總稱為西南夷。其中，主要的有夜郎、滇、邛都、雟、昆明、徙、笮都、冉、白馬、哀牢等^[56]。

夜郎在今貴州省的清鎮、平壩、安順、普定至關嶺、晴隆一帶。滇的部落在今滇池周圍地帶，與滇結成聯盟的靡莫等部落則在今曲靖地區。邛都本部落在今四川西昌縣，圍繞在邛都周圍的眾多小部落則散佈在今涼山州境內。雟、昆明部落群則分佈在今保山縣以東北至大理州境內。徙、笮都部落在今四川雅安地區一帶。哀牢，主要分佈在瀾滄江以西^[56]。

西漢初年，內地和邊疆經濟同時得到發展的形勢，為漢武帝開拓邊疆活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56]。

•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遣唐蒙出使夜郎，招撫夜郎侯多同，置犍為郡。接着又命司馬相如招撫邛、笮，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郡。
•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張騫自大夏歸國，建議開西南夷路，以通身毒。武帝派出的使者雖得滇王之助，但均被昆明夷阻留，未能成功。南越反，武帝欲自犍為郡發南夷兵，南夷不從，遂反，殺漢使者及犍為太守。
•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平南夷，置牂牁郡（今貴州大部及雲南東部）。夜郎侯迎降，漢封他為王。於是西南諸夷皆爭求內屬。武帝以邛都為越雟郡（今四川西昌地區、雲南麗江、楚雄北部），以笮都為沈黎郡（今四川漢源一帶），以冉駹為汶山郡（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區一帶），以白馬為武都郡（今甘肅武都一帶）。
•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又出兵伐滇。滇降，以其地為益州郡（今雲南晉寧晉城），賜滇王王印，使治其族。西漢末，夜郎王興與鈎町王禹、漏臥侯俞連年攻伐。漢遣使調解，興等不從。
• 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牂牁太守陳立殺興，滅夜郎。王莽時，西南夷連年起兵反抗，王莽派兵鎮壓，連年不克。

兩漢的政治、經濟、文化推動西南夷地區的發展，具有進步意義^[56]。

 

在各邊境國家中，西漢最常接觸的乃匈奴，早在剛立國不久，漢高祖劉邦已出手派兵攻打匈奴，但失敗並在「白登之圍」中被困。到漢武帝時曾十二次征伐匈奴，一度把匈奴驅出漠北，但隨着征伐繼續，匈奴問題始終都未能徹底解決。

漢宣帝時期，匈奴內亂加重，先是五單于爭立，後是三單于互斗。漢朝充分利用匈奴內部的矛盾，扶植呼韓邪單于，並於漢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在康居斬殺北匈奴郅支單于，使南匈奴統一成為漢朝的藩屬國，算是解決了漢初以來的匈奴問題。

而為了對付匈奴，漢武帝先後兩度派遣張騫出使西域，欲聯絡西域諸國夾擊。雖未能達到目的，但此行卻加深了西域與漢朝間的往來。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漢軍開始在西域的烏堡和蔚犁進行了屯田，這是漢朝勢力伸入西域之始。之後，西域各國多數歸降漢朝，接受漢朝的冊封。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在西域正式設立管理機構—西域都護府，西域至此正式納入漢朝的疆域。之後歷代統一的中原王朝都在一統中原之後，往往都會把西域納入，即使就是明朝也納入了吐魯番和哈密力。

春秋戰國時代有所謂「儒墨道法」，即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但自行法家之法的秦朝亡國後，漢朝有鑑秦亡經驗，乃先用道家之法治國，是為黃老之術。直到漢武帝時，思想上已有大改變，那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為儒學深深影響中國文化之始。

儒家在秦亡之後恢復得最快，並發展成具有漢朝的特色的兩漢經學（詳見《西漢經學傳承列表》）。由於獨尊儒術，儒家大量吸收法家的學說，把法家的思想納入到自己的體系，從而使兩漢時期的儒家已經與先秦儒家有了根本的不同。這一過程有時稱為儒家的法家化。從而產生了所謂的「外儒內法」

法家學說並沒有隨着秦朝的結束而消亡。在漢初仍然是較有影響的學說之一。代表人物有晁錯、張湯等。但是在漢代，法家學說已經有了新的發展變化，也就是法家的儒家化。西漢中期，自張湯開始，以儒釋法之風逐漸盛行，到了東漢時期，法家已經完成了儒家化並消失，成為儒家思想內核的一部分。

•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 董仲舒思想

• 方仙道和陰陽家

西漢國家宗教的建立，對禮儀在君權、維護綱常，並非很嚴格，漢高祖在方仙道的方士的影響下至漢武帝時期的宗教大典其功能在於追求一己成仙。經過儒生的不斷努力，通過改變祭祀地點、儀式與主神等方式，才在西漢末期使國家宗教政治倫理化，但是不論東西漢的歷代帝王都喜歡神仙術特別是房中術，在皇帝修煉房中術不止有美女更有俊男。並恢復了其世俗性功能，從此，封建王朝的國家宗教才成為維護統治為主要目的的宗教工具。所祭祀的神仙都是上古五方天帝，伏羲女媧等等，都有專門的神祠【祠乃魏晉南北朝以前供奉神仙房屋名稱，後來才改成稱呼百姓供奉祖先處】供奉祭祀。陰陽家專門推算命運，天時地理風水等；方仙道專門望氣，行巫蠱，祭神，修真等。

司馬遷所著的史記，在中國的歷史學和文學中佔有特殊的地位。是中國歷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誌，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全書包括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57]。

• 周髀算經
• 九章算術

以上兩個是中國最古老的數學著作。

繪畫

西漢時期的美術起點是戰國時代美術的水平，生活是直接描寫的對象，開始逐步發展寫實的風格，而這也是古代美術發展的新的起點。藝術的認識生活的作用，在範圍上和方法上，都因漢代美術的發展而進入新的階段^[58]。

漢代美術的題材，現存的實物和文字記載所稱（主要是壁畫和建築裝飾的題材）完全相同。現存實物更為具體，大約可以分為三類：現實生活、歷史的和傳說的人物故事、神話及有關自然現象的傳說^[58]。

西漢美術題材的多方面性，說明西漢美術的百科全書的性質。文學、歷史、天文、地理、哲學等社會思想意識的內容，美術家都企圖用造型的方法加以表現。相對於這一時代的歷史水平，西漢美術的題材是廣泛地來自社會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的^[58]。

漢代美術在藝術表現上，技法古拙而風格鮮明。同時在表達主題時，善於運用繪畫藝術的特長^[58]。

雕刻

長安城遺址中不斷出土的富有藝術裝飾趣味的磚瓦殘片，可作有力的證明。又從文獻記載中，也表明西漢時造像雕塑已有多方面的發展從長安城遺址中不斷出土的富有藝術裝飾趣味的磚瓦殘片，可作有力的證明。又從文獻記載中，也表明西漢時造像雕塑已有多方面的發展^[59]

唐杜甫《秋興》詩有「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即是詠此類石雕的。所有這些宮苑造像，除牛郎、織女石像現尚殘存外，其它已不可見。現在能見到的西漢雕塑，主要的是霍去病墓前遺留的一組巨型石雕和近年出土的陶俑^[59]。

樂舞

漢代人們善於把自己的喜、怒、哀、樂等情感通過歌舞的形式表達出來。這也是漢代歌舞盛行的一個主要原因，漢畫像石、漢俑中的圖像就充分地表明了這一點^[60]。

隨着漢初與各國文化交流的增多，漢代樂器的數量、質量、品類和新樂器的研製，以及樂隊的形制、結構、類型等方面都產生了新的突破與發展。漢代樂器的發展已脫離了上古時代凝重、質樸的特點，纖細柔婉的管弦樂器更多地代替了「以鉅為美」的「鐘磬樂」。漢代器樂的表現形式為：獨奏、合奏與伴奏^[60]。

器樂的合奏與伴奏都不是獨立存在的，但是在民間音樂文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陶俑和漢畫像石中，各種音樂表現形式大都離不開器樂的演奏與伴奏，尤其伴奏是樂舞以及雜技百戲表演所必備的。伴奏樂隊多以絲竹樂器為主，其規模及人數根據墓主人的身份和經濟實力的不同而異。在歌、舞、百戲共同構成的宏大場面中，器樂演奏為更好地表現樂舞百戲，烘托氣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陶俑和漢畫像石中主要的樂器有吹奏樂器，如塤、排簫、笙、笛等；弦樂器，如琴、瑟、箜篌等；打擊樂器，如建鼓、鞀鼓、築、節等^[60]。

角牴

角牴就是摔跤，角牴在中國源遠流長^[61]。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禁止民間私藏兵器，作為徒手相搏鬥的角牴興盛起來。漢代，民間出現了一種由「蚩尤戲」發展而成的兩個人在公開場合表演的競技活動，已經具有後來摔跤的基本特色，並有着特定的文化內涵^[62]。

西漢帛畫角牴圖（摹本）中間一人戴長冠，着寬大罩衫，腰系紅帶，右側一人頭戴箭形茨菰葉，雙手戴紅鐲，三人正摩拳擦掌準備進行角牴，左方一人為裁判。漢代角牴活動十分普及，據載當時的角牴戲規模宏大，轟動京城，老百姓們甚至跑幾百里的路去觀看助威^[61]。

青銅器

這個時期的青銅器包括了以實用為目的的物件，例如簡單的家用容器，這些家用容器多無裝飾，或僅有簡單的雕刻圖案^[63]。

其他

墓葬出土的模型及文獻證據顯示，漢高祖及後來的帝王可能建造了幾座宮殿，宮殿內有大量陶器等物件，宮內的房間有銘刻圖案作為裝飾，還有上漆的彩磚^[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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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南越文王墓絲鏤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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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足的煤油燈・青銅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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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油燈・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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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満城漢中山靖王墓出土長信宮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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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製香爐模 明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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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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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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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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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獅子山漢楚王墓出土銅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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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王堆漢墓出土彩繪帛畫

西漢政府對殘疾者以及鰥寡孤獨等弱勢群體出台一些特殊政策，形成了一套富有時代特徵的救助體系^[64]。

西漢的社會風氣，有一個由「輕急」到「謹厚」、由狂放到保守的變化過程。漢代社會風氣的形成與變化，受經濟條件、政治演變、文化背景等重要因素的規定和影響，它們皆與儒學有着密切的關係。儒學的普及，統治觀念的轉變，是導致漢代社會風氣發生變遷的最主要因素^[65]。

在廣漢三水鎮發掘出38座漢墓時出土罕見半裸俑可以證明漢代社會風氣相對較開放^[66]。同時西漢時期還存在比較濃厚的尚武之風。由於數千年歷史積澱的威威武風以及關中秦的勇武強悍，都在西漢時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繼承和發揚^[67]。除了擁有尚武精神之外，西漢各行各業的人都崇拜遊俠。西漢時期相對寬鬆的社會風氣正是孕育、壯大遊俠群落的良好土壤。漢代的遊俠講信重義、輕財好施、仗義助人，果敢悍勇這四個核心因素在表現出獨立傾向的同時，又明顯地相互滲透，構成了漢代俠者的精神世界。這個精神世界落足在人際關係上，並強化了中國古代人際關係在整個社會中的作用，它因此也延續到後世俠者的身上。漢代俠風與儒者氣象孔子之後儒家學派的主要理論家孟子所倡導的儒家文化，在許多方面都與俠者精神有着若隱若現的聯繫。文人與俠者在「硬件」分離的同時，在「軟件」上依然藕斷絲連，相互影響^[68]。

而由於西漢時期國家統一，社會生活相對安定，飲酒之風逐步盛行起來。到了漢代調整增減了西周已成體系的飲酒禮儀，相對來說方便易行，並被下層的風俗所吸收、融合，逐漸形成一些飲酒習俗。漢代人們飲酒時的座次和使用的酒具都要和其身份地位相符，否則便是僭越。因為漢代官方限制人們夜間的出行活動，所以酒宴一般都在白天舉行，而獨飲則不受時間限制^[69]。

漢代節日眾多，節日飲酒習俗初步成型。 兩漢時期的飲酒往往和一些娛樂活動、政治活動、交際活動相結合。或者是借酒以樂、放鬆心情、愉悅心智；或者是為了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或者是為了促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見證人與人之間的感情^[69]。

漢代人的公共道德意識在強化,民風豁達豪放、尚氣節，人們注重禮尚往來,但是大多信鬼神^[69]。

《史記》和《戰國策》最早記錄了中國蹴鞠運動的情況。戰國時期蹴鞠已發展成一種民間盛行的體育和娛樂活動項目。秦滅六國之後，蹴鞠運動一度沉寂。

西漢建立後，蹴鞠逐步又復興盛。漢朝人把蹴鞠視為「治國習武」之道，在軍隊中和宮廷貴族中普遍流行^[70]。《西京雜記》上就記載：劉邦當了皇帝之後，把父親劉太公接到長安城的未央宮養老，過着錦衣玉食的生活。但劉太公卻終日悶悶不樂。原來劉太公自幼生活在城市下層，接近凡夫走卒之輩，工作之餘的娛樂活動離不開鬥雞、蹴鞠。於是，劉邦就下了一道聖旨，在長安城東百里之處，仿照原來沛縣豐邑的規模，造起了一座新城，把原來豐邑的居民全部遷住到新城，劉邦將其父母遷住到那裏。又開始「鬥雞、蹴鞠為歡」，這才心滿意足 ^[71]。

而漢武帝也很喜歡觀看蹴鞠。《漢書》記載，漢武帝在宮中經常舉行以鬥雞、蹴鞠比賽為內容的「雞鞠之會」，後來的漢哀帝寵臣董賢的家中還專門養了會踢球的「鞠客」（類似於今天的球星）。可見，在西漢時期，足球活動的社會面更為擴大了^[71]。

蹴鞠運動的興盛，還促進了研究這項運動的專著，漢代曾有人寫了一部《蹴鞠二十五篇》，這是中國最早的一部體育專業書籍，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體育專業書籍。班固在寫《漢書·藝文志》時，把《蹴鞠二十五篇》列為兵書，屬於軍事訓練的兵技巧類，可惜後來失傳了。西漢時期的項處是第一個因足球而名垂史冊的人，不過他的經歷卻很不幸。《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名醫淳于意為項處看病，叮囑他不要過度勞累，但項處不聽，仍外出踢球，結果嘔血身亡，這也使得項處成為了世界上有史可查的第一個狂熱「球迷」^[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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