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談判

從初期的國共合作到寧漢分裂，國共合作破裂，部分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受到打擊。根據中國共產黨方面公布的數字，在1927年，國民黨四一二清黨之後，共產黨員人數從國共分裂前的5.7萬人，下降到一萬人左右。在1927年至1937年間，中共在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以建立蘇維埃共產主義中國為目的，開始進行武裝推翻奉行三民主義的蔣中正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的活動，其領導下的中國工農紅軍與國民政府的國民革命軍進行了第一次國共內戰，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的西安事變中，雙方最終同意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抗日。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以後，雙方針對避免內戰和重組政府及改制部隊等舉行了這次談判。對於談判的兩個核心議題，組建聯合政府和軍隊國家化，國共雙方皆存在着巨大且不可調和的矛盾。共產黨方面因其階級鬥爭的政治綱領原則，天然地將國民黨及其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視作資產階級勢力的代言人，是要鬥爭打倒的革命對象。國民黨方面則警惕共產黨在發動工農運動，暴力土改中所表現出的極端激進態度，更忌憚其由蘇聯扶持建立的組織背景，且由於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的不可調和性，認為在政治上與共產黨達成妥協，共同組建聯合政府的可能性極低。同時，因為雙方的高級指戰員多出身於蘇聯援助建設的黃埔軍校，軍事組織原則上受蘇聯影響大，有濃厚的「黨指揮槍」的傳統，且雙方都無解散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打算，中共更無意撤銷軍隊中政工人員的編制以接受「改編」，國共還在邊區地方民兵武裝的問題上針鋒相對。因為雙方的相互不信任及敵視態度，讓談判從一開始就被淪為雙方用來爭奪民意和爭取備戰時間的博弈工具。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三次電邀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抗日戰爭期間因為首都南京被日軍占領，國民政府遷重慶，稱「陪都」），中國共產黨方面於23日決定由毛澤東率團前往參加談判。

8月28日，中國共產黨談判代表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人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的陪同下，從中共中央駐地延安乘專機赴重慶。8月28日，蔣自記：「正午會談，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後之方針，決以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1]:815-816

8月29日，重慶談判開始，國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張群、張治中、邵力子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王若飛舉行多日會談，達成了多項共識。重慶會談期間，蔣中正和毛澤東僅以主客身份相禮待，雙方並未參加實質性會談，具體談判在周恩來和王世杰之間進行。8月29日，毛方記：「下午，同蔣介石第一次直接面談。蔣介石表示一切問題，願聽取中共方面意見，並重提所謂中國無內戰的說法。毛澤東列舉十年內戰和抗日戰爭中的大量事實指出，說中國沒有內戰是欺騙。最後蔣介石提出談判三原則：⑴所有問題整個解決；⑵一切問題之解決，均須不違背政令軍令之統一；⑶政府之改組，不得超越現有法統之外。」^[2]:17蔣方記：「七時（下午），再赴蓮屋親訪毛澤東，約談一小時，普通應酬也。」^[3]:378「考慮與中共談判方針，公自記曰：⑴不得於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⑵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⑶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也。回訪毛澤東於蓮屋，與談約一小時而別。公自記曰：『普通應酬也』。」^[1]:799

9月2日，毛方記：「晚八時半，與周恩來、王若飛去林園赴蔣介石的晚宴，在座的有孫科、吳鐵城、張群、王雲五、張伯苓、傅斯年等。宴會後，同蔣介石就中共領導下的軍隊編組數目和駐地、解放區、政治會議、國民大會代表等問題，直接商談。」^[2]:20蔣方記：「晚宴毛澤東後，並與之單獨談話。」^[3]:423蔣又記：「此時對共黨應以主動與之妥洽，准予整編共軍為十二個師，如其真能接受政令、軍令，則政治上當準備委派共黨二人，並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觀後效。」^[1]:820

9月4日，毛方記：「下午五時，應蔣介石邀請，參加在軍委會舉行的慶祝抗戰勝利茶會。會後，毛澤東和蔣介石直接商談」、「同日，蔣介石將其自擬的《對中共談判要點》交張群、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正式指定他們四人為談判代表，要他們擬具對中共九月三日所提方案的復案。」^[2]:20-21蔣方記：「約見共黨毛澤東在辦公室談話片刻，直告其周恩來所提方案與態度，皆應根本改變也。彼諾之。」^[3]:467

9月12日，毛方記：「同周恩來應蔣介石之邀，去林園共進午餐，餐後與蔣介石直接商談。」^[2]:23蔣方記：「正午，約毛澤東談話，約半小時，余以至誠與大公，允其所有困難，無不為之解決。而彼要求編其二十八師之兵數耳。」^[3]:531-532

9月17日，毛方記：「應邀赴林園同蔣介石共進午餐，張群、吳國楨、赫爾利在座。餐後，同蔣介石直接商談，雙方的爭執，仍在軍隊和政權問題。」^[2]:25蔣方記：「正午，約毛澤東、赫爾利談話，並攝影。據岳軍言：恩來向其表示者，前次毛所對余言可減少其提軍額之半數者，實乃指其四十八師之數，已照共匪總數減少一半之意也。果爾，則共匪誠不可與言矣。以當時彼明言減少半數為二十八師之數字也。其無信不誠，有如此也。」^[3]:588

毛與周恩來、王若飛研究談判新方案，表示對國方之讓步，於9月19日向國方代表提出，要點是：「⑴國、共軍隊的比例為六與一之比。⑵關於軍隊駐地和解放區，第一步，撤退海南島、廣東、浙江、蘇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八個地區之共軍，集中於蘇北、皖北及隴海路以北地區。第二步，再將蘇北、皖北、豫北地區之軍隊撤退。所有共軍集中於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與山西之大部分，綏遠之小部分，及陝甘寧邊區等七個地區。解放區亦隨軍隊駐地之調整而合併。⑶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與陝甘寧邊區之主席，山西、綏遠兩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島三個特別市之副市長，由共方推薦。北平行營由中共主持，並仿東北行營例，設政治委員會，由中共負責。」^[2]:27-2810月17日，毛說：「因為國民黨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區，在他的床旁邊，或者在他的過道上，我們在那裡，人家就不能安心睡覺。所以無論如何也要來爭。在這一點上，我們採取讓步，就有利於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取得國內外廣大中間分子的同情。」^[4]:18

9月21日，談判陷於僵局，休會5天，赫爾利找毛談話，要求中共交出軍隊，要麼破裂，毛說還要討論^[2]:28-29。

10月9日，毛方記：「同周恩來、王若飛應蔣介石夫婦邀請，赴林園共進午餐，宋子文、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等在座。餮後，毛澤東與蔣介石直接商談。蔣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棄軍隊和解放區，毛澤東表示不能同意。」^[2]:32蔣方記：「毛澤東來辭行。公自記經過及所感曰：『毛澤東今日來作別，與之談約一小時。先問其國、共兩黨合作辦法及其意見如何？彼吞吐其詞，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國、共非徹底合作不可，否則不僅於國家不利，而且於共黨有害。余為共黨今日計，對國內政策應改變方針，即放棄軍隊與地盤觀念，而在政治與經濟上競爭，此為共黨今後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設計畫，如不能全國一致努力完成，則國家必不能生存於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戰爭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僅對國家為罪人，而且對今後人類之禍福，亦應負其責也。彼口以為是。』」^[5]:80-81

其後，9月27日、9月28日、10月2日、10月5日，先後進行4次會談；10月8日，雙方代表就周恩來起草之《會談紀要》交換意見，10月10日雙方代表簽字，10月12日公佈之^[6]:622-623。

10月11日，毛方記：「晨同蔣介石作最後一次直接商談。蔣介石表示在解放區問題上不再讓步。毛澤東告訴蔣介石：周恩來、王若飛將在重慶繼續商談。」^[2]:32蔣方記：「今晨八時，約毛澤東早餐後，余再與之懇切對談，闡明數次談話要旨，明告其所謂解放區問題，政府決不能再有所遷就；否則，不成其為國家之意，堅決表示望其了解也。客去後，……甚歎共黨之不可與同群也。」^[5]:113毛回到延安當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報告重慶談判之經過說：「國民大會與解放區問題未解決，對我們重要的是和平與解放區問題。蔣介石不給解放區幾個省主席，省以下可以給。我們乃提出維持現狀，將來解決。」^[2]:3312月6日，據國方情治機構之情報，毛返延安後即召開集中決政治局委員聚會，報告其在重慶談判情形，略謂：「此次談判，涉及問題很多，均以黨中央所提之十二條原則為依據。我們認為爭取我黨的合法地位很重要，國民黨則注重於我黨的軍隊和政權兩項，所以一再堅持軍令政令的統一，以求達到取消我黨的軍權和政權。斯大林同志的話很正確：『中國的革命，是革命的武裝，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如果我黨的軍隊和政權被取消，即使黨能合法存在，又有什麼力量呢？所以軍隊和政權，是絕對不能放棄的。」^[7]:54-55

從1945年8月到1946年12月，將近有一年半時間，由美國居中調解，調解失敗；從1947年1月到6月，由民社黨、青年黨等居中調解，調解也失敗^[8]:704。

10月8日，國共雙方代表就周恩來起草之《會談紀要》交換意見，並修改定稿，預定10月10日簽字^[2]:31。毛在重慶各界歡送會中說：「中國今天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2]:31-32毛說：「不能否認，困難是有的」^[2]:32。

10月10日，會談雙方簽署協議《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由於簽署日期為10月10日，又稱為《雙十協定》。 10月10日，毛方記：「晚上，同周恩來、王若飛赴林園蔣介石官邸辭行，毛澤東與蔣介石直接商談。當晚毛澤東宿林園。」^[2]:32蔣方記：「翌（十）日午，親至其寓所話別時。毛忽要求准彼於當晚來宿林園。公料知其必另生枝節，但仍表示歡迎之意，略談辭出。當晚九時許，毛果來宿林園，又與談約半小時」^[1]:848、「昨夜（十）毛共談話，忽提政治協商會議以緩開為宜，並稱回延安準備召集其所謂『解放區民選代表會議』後，再定辦法。又稱國民大會提早至明年召開亦可。余聞之，殊為駭異。乃覺共黨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之不若矣。余於此不能不和婉明告其果如所云而行，則國民大會無期延誤，我政府勢必因此失信於民；但如政治協商會議能在本月底開會協商，則國大會議，政府可遷就其意，改期召開，然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確定會期，示民以信也。余又明示其政協會即使不能如期開會，則政府不能不於十一月十二日下召集令也。余談至此告辭，約其明晨再談而別。」^[5]:112-113

10月11日，毛澤東在張治中的陪同下回延安，周恩來、王若飛留在重慶繼續與國民政府方面磋商。

 

10月12日，毛為中共中央起草給各地黨委之指示說：「解放區問題，未能在此次談判中解決，還須經過嚴重鬥爭，方可解決。……解放區軍隊一槍一彈均必須保持，這是確定不移的原則」，至於「東北問題，未在此次談判中提出，我黨一切既定計劃，照樣執行。」^[2]:34-35

中共的官方史料對毛澤東赴渝聲稱「國民黨對這次談判並沒有真正的誠意，而且也沒有估計到毛澤東等真會這樣快地應邀來重慶，所以他們根本沒有準備好談判方案。為了便於談判進行，使談判能取得具體的成果，只好由中國共產黨方面提出意見」^[10]。實際上，八月二十四日，中共電報重慶，稱只由「周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而毛澤東「亦準備隨即赴渝」^[11]。

而國民政府的邵力子在後來的政協會議第三次會談中解釋的說法是：「為什麼政府方面不自動先提方案呢？這有很重要的理由。在抗戰勝利以後，蔣主席邀請毛澤東先生的電報，已將政府的希望充分說明，我們只希望聽取中共的意見，倘若政府先提具體方案，也許使中共方面認為政府已有一種定見，而有礙會談的進行。中共最初提出十一點意見，政府即就所提的各條逐一答覆，會談紀要發表，條目上雖稍有變更，大體是以中共最初所提的十一項為根據。從這一點，更可以看出政府始終培養和諧空氣，尋求問題解決的誠意」^[12]。

《雙十協定》是重慶談判的主要成果，雙方在協議中同意避免內戰、和平建國，共同推動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以及與其他政黨合作組建多黨制民主聯合政府。基於這種精神，雙方在三個月後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但是重慶談判結束後不久，國共內戰即全面爆發，這場戰爭直到1949年才以中國共產黨主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建立和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而基本暫停。

日本投降之後，國共軍隊爭奪受降權和受降區的鬥爭空前激烈。日本投降第二天，即8月16日，蔣中正和毛澤東分別向下屬下達命令。蔣中正命令國軍積極推進，共軍原地駐防且日軍不得向國軍外軍隊投降。同日毛也電令各地中共軍隊迅速擴大解放區。

重慶談判時，蔣中正秘密發布抗戰前的《剿匪手本》，調運部隊欲進駐華北，打開通往東北的道路，並指派蔣經國為特派員與蘇聯談判，同時美國的軍艦飛機也在向華北等地加緊運送國軍，並將中共東江縱隊運送山東^[13]；美軍飛機甚至幫助中共運送鄧小平、林彪、劉伯承、陳毅、薄一波、滕代遠、陳賡、肖勁光等20人從延安前往太行山受降區^[14]。中共即制定了邊談邊打，以打促談的方針。國民黨閻錫山方面想將共產黨擠出晉南地區，並派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採取了針對共產黨的實際行動。毛澤東在重慶期間，寸步不讓，利用南方局電台秘密指示劉鄧部隊發起上黨戰役，殲滅進入晉東南地區接受日軍投降的^[15]國軍閻錫山部隊10個師，攻占長治地區，據中共觀點，此戰役使蔣中正的國民政府不得不回到談判桌前^{[16] [17]}。

重慶談判簽署雙十協議之後，中共華北軍隊仍在歸綏，包頭等地圍攻傅作義軍隊達兩個月之久，直到十二月入冬久攻不克被迫撤圍。^[15]。1946年1月，無黨派社會賢達邵從恩在政治協商會議上發問：「雙十協定第二條就是避免衝突，可是兩個多月了內戰仍然在打，國人應該看清楚了，中國共產黨不斷不斷在製造內戰」^[18]

雙十協定之後，國共衝突仍未停止。尤其平綏戰役中，傅作義部隊在包頭，歸綏仍被圍困至12月。為儘快停戰，國民政府代表張群，中共代表周恩來在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的調停下商談停戰令。雙方圍繞赤峰，多倫地區歸屬問題爭執一番後，國府作出讓步，雙方在1月10日簽署停戰令。

因雙十協定並未解決雙方分歧的具體問題。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為進一步商討和平建國遇到的實質問題，約集民主黨派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該會議最終通過五項決議。

1946年3月，因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的憲草修改提議案引發中共反彈，間接地導致國共內戰爆發。^[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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