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

从初期的国共合作到宁汉分裂，国共合作破裂，部分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受到打击。根据中国共产党方面公布的数字，在1927年，国民党四一二清党之后，共产党员人数从国共分裂前的5.7万人，下降到一万人左右。在1927年至1937年间，中共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以建立苏维埃共产主义中国为目的，开始进行武装推翻奉行三民主义的蒋中正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活动，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内战，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的西安事变中，双方最终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双方针对避免内战和重组政府及改制部队等举行了这次谈判。对于谈判的两个核心议题，组建联合政府和军队国家化，国共双方皆存在着巨大且不可调和的矛盾。共产党方面因其阶级斗争的政治纲领原则，天然地将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视作资产阶级势力的代言人，是要斗争打倒的革命对象。国民党方面则警惕共产党在发动工农运动，暴力土改中所表现出的极端激进态度，更忌惮其由苏联扶持建立的组织背景，且由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不可调和性，认为在政治上与共产党达成妥协，共同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极低。同时，因为双方的高级指战员多出身于苏联援助建设的黄埔军校，军事组织原则上受苏联影响大，有浓厚的“党指挥枪”的传统，且双方都无解散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打算，中共更无意撤销军队中政工人员的编制以接受“改编”，国共还在边区地方民兵武装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因为双方的相互不信任及敌视态度，让谈判从一开始就被沦为双方用来争夺民意和争取备战时间的博弈工具。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三次电邀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抗日战争期间因为首都南京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迁重庆，称“陪都”），中国共产党方面于23日决定由毛泽东率团前往参加谈判。

8月28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中共中央驻地延安乘专机赴重庆。8月28日，蒋自记：“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1]:815-816

8月29日，重庆谈判开始，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举行多日会谈，达成了多项共识。重庆会谈期间，蒋中正和毛泽东仅以主客身份相礼待，双方并未参加实质性会谈，具体谈判在周恩来和王世杰之间进行。8月29日，毛方记：“下午，同蒋介石第一次直接面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并重提所谓中国无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列举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指出，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最后蒋介石提出谈判三原则：⑴所有问题整个解决；⑵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⑶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2]:17蒋方记：“七时（下午），再赴莲屋亲访毛泽东，约谈一小时，普通应酬也。”^[3]:378“考虑与中共谈判方针，公自记曰：⑴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⑵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⑶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回访毛泽东于莲屋，与谈约一小时而别。公自记曰：‘普通应酬也’。”^[1]:799

9月2日，毛方记：“晚八时半，与周恩来、王若飞去林园赴蒋介石的晚宴，在座的有孙科、吴铁城、张群、王云五、张伯苓、傅斯年等。宴会后，同蒋介石就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等问题，直接商谈。”^[2]:20蒋方记：“晚宴毛泽东后，并与之单独谈话。”^[3]:423蒋又记：“此时对共党应以主动与之妥洽，准予整编共军为十二个师，如其真能接受政令、军令，则政治上当准备委派共党二人，并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观后效。”^[1]:820

9月4日，毛方记：“下午五时，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在军委会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茶会。会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商谈”、“同日，蒋介石将其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正式指定他们四人为谈判代表，要他们拟具对中共九月三日所提方案的复案。”^[2]:20-21蒋方记：“约见共党毛泽东在办公室谈话片刻，直告其周恩来所提方案与态度，皆应根本改变也。彼诺之。”^[3]:467

9月12日，毛方记：“同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去林园共进午餐，餐后与蒋介石直接商谈。”^[2]:23蒋方记：“正午，约毛泽东谈话，约半小时，余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耳。”^[3]:531-532

9月17日，毛方记：“应邀赴林园同蒋介石共进午餐，张群、吴国桢、赫尔利在座。餐后，同蒋介石直接商谈，双方的争执，仍在军队和政权问题。”^[2]:25蒋方记：“正午，约毛泽东、赫尔利谈话，并摄影。据岳军言：恩来向其表示者，前次毛所对余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实乃指其四十八师之数，已照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意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矣。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3]:588

毛与周恩来、王若飞研究谈判新方案，表示对国方之让步，于9月19日向国方代表提出，要点是：“⑴国、共军队的比例为六与一之比。⑵关于军队驻地和解放区，第一步，撤退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八个地区之共军，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之军队撤退。所有共军集中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及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调整而合并。⑶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个特别市之副市长，由共方推荐。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并仿东北行营例，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2]:27-2810月17日，毛说：“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4]:18

9月21日，谈判陷于僵局，休会5天，赫尔利找毛谈话，要求中共交出军队，要么破裂，毛说还要讨论^[2]:28-29。

10月9日，毛方记：“同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夫妇邀请，赴林园共进午餐，宋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在座。餮后，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商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2]:32蒋方记：“毛泽东来辞行。公自记经过及所感曰：‘毛泽东今日来作别，与之谈约一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画，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彼口以为是。’”^[5]:80-81

其后，9月27日、9月28日、10月2日、10月5日，先后进行4次会谈；10月8日，双方代表就周恩来起草之《会谈纪要》交换意见，10月10日双方代表签字，10月12日公布之^[6]:622-623。

10月11日，毛方记：“晨同蒋介石作最后一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不再让步。毛泽东告诉蒋介石：周恩来、王若飞将在重庆继续商谈。”^[2]:32蒋方记：“今晨八时，约毛泽东早餐后，余再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客去后，……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5]:113毛回到延安当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报告重庆谈判之经过说：“国民大会与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不给解放区几个省主席，省以下可以给。我们乃提出维持现状，将来解决。”^[2]:3312月6日，据国方情治机构之情报，毛返延安后即召开集中决政治局委员聚会，报告其在重庆谈判情形，略谓：“此次谈判，涉及问题很多，均以党中央所提之十二条原则为依据。我们认为争取我党的合法地位很重要，国民党则注重于我党的军队和政权两项，所以一再坚持军令政令的统一，以求达到取消我党的军权和政权。斯大林同志的话很正确：‘中国的革命，是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如果我党的军队和政权被取消，即使党能合法存在，又有什么力量呢？所以军队和政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7]:54-55

从1945年8月到1946年12月，将近有一年半时间，由美国居中调解，调解失败；从1947年1月到6月，由民社党、青年党等居中调解，调解也失败^[8]:704。

10月8日，国共双方代表就周恩来起草之《会谈纪要》交换意见，并修改定稿，预定10月10日签字^[2]:31。毛在重庆各界欢送会中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2]:31-32毛说：“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2]:32。

10月10日，会谈双方签署协议《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由于签署日期为10月10日，又称为《双十协定》。 10月10日，毛方记：“晚上，同周恩来、王若飞赴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商谈。当晚毛泽东宿林园。”^[2]:32蒋方记：“翌（十）日午，亲至其寓所话别时。毛忽要求准彼于当晚来宿林园。公料知其必另生枝节，但仍表示欢迎之意，略谈辞出。当晚九时许，毛果来宿林园，又与谈约半小时”^[1]:848、“昨夜（十）毛共谈话，忽提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并称回延安准备召集其所谓‘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又称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余闻之，殊为骇异。乃觉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矣。余于此不能不和婉明告其果如所云而行，则国民大会无期延误，我政府势必因此失信于民；但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然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余又明示其政协会即使不能如期开会，则政府不能不于十一月十二日下召集令也。余谈至此告辞，约其明晨再谈而别。”^[5]:112-113

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继续与国民政府方面磋商。

 

10月12日，毛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地党委之指示说：“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至于“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2]:34-35

中共的官方史料对毛泽东赴渝声称“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真正的诚意，而且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等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为了便于谈判进行，使谈判能取得具体的成果，只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提出意见”^[10]。实际上，八月二十四日，中共电报重庆，称只由“周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而毛泽东“亦准备随即赴渝”^[11]。

而国民政府的邵力子在后来的政协会议第三次会谈中解释的说法是：“为什么政府方面不自动先提方案呢？这有很重要的理由。在抗战胜利以后，蒋主席邀请毛泽东先生的电报，已将政府的希望充分说明，我们只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会谈的进行。中共最初提出十一点意见，政府即就所提的各条逐一答复，会谈纪要发表，条目上虽稍有变更，大体是以中共最初所提的十一项为根据。从这一点，更可以看出政府始终培养和谐空气，寻求问题解决的诚意”^[12]。

《双十协定》是重庆谈判的主要成果，双方在协议中同意避免内战、和平建国，共同推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及与其他政党合作组建多党制民主联合政府。基于这种精神，双方在三个月后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但是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内战即全面爆发，这场战争直到1949年才以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立和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而基本暂停。

日本投降之后，国共军队争夺受降权和受降区的斗争空前激烈。日本投降第二天，即8月16日，蒋中正和毛泽东分别向下属下达命令。蒋中正命令国军积极推进，共军原地驻防且日军不得向国军外军队投降。同日毛也电令各地中共军队迅速扩大解放区。

重庆谈判时，蒋中正秘密发布抗战前的《剿匪手本》，调运部队欲进驻华北，打开通往东北的道路，并指派蒋经国为特派员与苏联谈判，同时美国的军舰飞机也在向华北等地加紧运送国军，并将中共东江纵队运送山东^[13]；美军飞机甚至帮助中共运送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肖劲光等20人从延安前往太行山受降区^[14]。中共即制定了边谈边打，以打促谈的方针。国民党阎锡山方面想将共产党挤出晋南地区，并派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采取了针对共产党的实际行动。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寸步不让，利用南方局电台秘密指示刘邓部队发起上党战役，歼灭进入晋东南地区接受日军投降的^[15]国军阎锡山部队10个师，攻占长治地区，据中共观点，此战役使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回到谈判桌前^{[16] [17]}。

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议之后，中共华北军队仍在归绥，包头等地围攻傅作义军队达两个月之久，直到十二月入冬久攻不克被迫撤围。^[15]。1946年1月，无党派社会贤达邵从恩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发问：“双十协定第二条就是避免冲突，可是两个多月了内战仍然在打，国人应该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不断不断在制造内战”^[18]

双十协定之后，国共冲突仍未停止。尤其平绥战役中，傅作义部队在包头，归绥仍被围困至12月。为尽快停战，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商谈停战令。双方围绕赤峰，多伦地区归属问题争执一番后，国府作出让步，双方在1月10日签署停战令。

因双十协定并未解决双方分歧的具体问题。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为进一步商讨和平建国遇到的实质问题，约集民主党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该会议最终通过五项决议。

1946年3月，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宪草修改提议案引发中共反弹，间接地导致国共内战爆发。^[19]

•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中的条目：重庆谈判（简体中文）（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