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全稱公車孝廉連署上書，指康有為於清朝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率同梁啓超等公車孝廉^{[註 1][1]}聯名向北京的光緒皇帝上書，反對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的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此舉被認為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的標誌，也被認為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

如茅海建等不少學者則考証許多文獻表示，康有為所謂的組織「公車孝廉連署上書」，事實上，原先只有八十個舉人參加連署。而當時僅僅一名廣東舉人陳景華的上書都有兩百八十人的連署，遠勝康有為。其實當時也有真正成功的上書，實由當時的翁同龢、李鴻藻、汪鳴鑾等京城高官發動組織，目的是阻撓《馬關條約》的簽訂。^[2]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春，參加完乙未科會試的各省舉人雲集北京，等待發榜。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的《馬關條約》內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白銀二萬萬兩的突然消息傳至，群情激憤。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廿九日(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內地十八省與奉天三省（中國東北）舉人接連響應，共一千二百多舉人在松筠庵連署，包括徐世昌、袁世凱等官員，紛紛在萬言書簽名。四月初十(5月2日)，以康、梁率領六百零三名舉人，依漢代孝廉慣例，與數千北京官民集於「都察院」門前請代奏光緒帝。

「公車上書」中，提出了四項解決辦法：
一、下詔鼓天下之氣；
二、遷都定天下之本；
三、練兵強天下之勢；
四、變法成天下之治。
梁啓超指出前三項還只是權宜應敵之策，第四項才是立國自強的根本大計。

朝廷恐防人心洶湧澎湃，局勢有變，提前於四月初八批准和約，都察院以皇帝已用玉璽批准和約為由，拒受上書。

雖然，上書被清朝官方拒絕，但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康有為等以「變法圖強」為號召，組織強學會，在北京、上海等地發行報紙，宣傳維新思想。嚴復、譚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傳維新思想。之後，光緒帝啟用康有為、梁啟超等，史稱戊戌變法（或百日維新）。

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都先後失敗，但是維新思想從此喚醒、激勵了愈來愈多的中國人，思考中國如何救亡圖存於歐、日列強帝國主義，在中國歷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2005年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茅海建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發表《「公車上書」考證補》，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及其已公開發表過的檔案文獻，從政治決策高層的角度，重新審視公車上書的背景、運作過程及其影響力。其觀點是：「公車上書」是有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其數量多達31件，簽名的舉人多達1555人次，且上書已達光緒的御座；另一個是由康有為組織的「十八行省舉人聯名上書」，那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為組織的「十八行省舉人聯名上書」。由此學術界進行了廣泛而激烈的討論，並且對「公車上書」進行了進一步的審視和研究。根據不少學者的看法，康有為在進行政治宣傳以及回憶的時候（最明顯如其《康南海自訂年譜》）存在着很多不尊重事實的地方，而且又有很多吹牛造假的現象^[3]。

如茅海建等不少學者則根據許多文獻認為康有為所謂的組織舉人聯名上書，事實上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公車上書實則是由當時的翁同龢、李鴻藻、汪鳴鑾等京城高官發動組織，目的是阻撓《馬關條約》的簽訂。另有研究者認為，當時清政府內部已經趨於求變，即使是保守派的徐桐和榮祿，也曾對變法做過努力。公車上書的時候，十八行省「公車」絕大多數都沒有參加康有為組織的簽名運動，他只徵集到80名廣東人的聯署。而僅僅是另一人陳景華就鼓動了一場280多人簽名的「廣東公車上書」。^[2]

• 康有為
• 強學會
• 戊戌變法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上清帝第二書

• 康有為公車上書
• 茅海建《「公車上書」考證補（一）》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茅海建《「公車上書」考證補（二）》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公車上書」真相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有關公車上書的學術研究與爭論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