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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期間中國工農紅軍的戰略轉移
此條目頁的主題是中國工農紅軍於1930年代進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關於與「長征」標題相近或相同的條目頁，請見「長征 (消歧義)」。

長征，是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期間（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紅二方面軍[註 1]、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從中央蘇區和南方蘇區開始的戰略轉移，其最終抵達、匯聚於陝甘蘇區。

長征
第一次國共內戰的一部分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路線圖
日期1934年10月－1936年10月
地點
 中華民國
結果 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及中國工農紅軍主力避開國民革命軍，轉進中國西北地區，但主力也在行動中受到極大的戰鬥及非戰鬥損失
參戰方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指揮官與領導者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蔣中正 軍委委員長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薛岳 追剿軍總司令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何應欽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吳奇偉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周渾元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何鍵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龍雲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陳濟棠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白崇禧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王家烈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孫渡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張學良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楊虎城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劉湘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劉文輝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鄧錫侯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楊森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湯恩伯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胡宗南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顧祝同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朱德 軍委主席兼總司令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周恩來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毛澤東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林彪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博古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李德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張聞天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王稼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彭德懷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張國燾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徐向前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陳昌浩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賀龍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任弼時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蕭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吳煥先  †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徐海東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鄧小平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蔡孝乾

1936年，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合。紅一方面軍在其368天的戰略轉移與逃亡期間，每一兩天就有一次遭遇戰，且共有15天大決戰。白天行軍235天，夜間行軍18天，休息共44天，平均每走114英里休息一次。紅一方面軍平均每天行軍71華里，共進行380餘次戰役戰鬥，進攻占領62座縣城，紅軍陣亡的營以上幹部有430人，平均年齡不到30歲。此次戰略轉移，這些軍隊選擇途徑國民政府控制力較弱的少數民族地區[1]，並穿越大面積的雪山、高寒的高原草甸、永久凍土帶和無人區，共經過11個省、18座大山、24條大河、5座連續的雪山[2]。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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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到達陝甘蘇區後，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在報告中使用「長征」一詞，是為中國共產黨黨史上的首次[3]。而國民革命軍則稱為追剿、剿匪。紅一方面軍行程二萬餘華里，在其黨史中又稱「二萬五千里長征」[4]。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部分場合非正式的稱之為流竄[5]或西竄[6][7]，然由於兩岸史觀和論述側重不同，並未見到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對這一事件有唯一、持續的專有稱呼。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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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中國抗日戰爭、第五次圍剿戰爭、反羅明路線和閩變
 
博古
 
李德
博古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李德時任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二人被中國共產黨認定應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負主要責任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立。1932年4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日戰爭宣言》，宣揚抗日救國主張，並以紅一方面軍做為抗日先鋒軍東征[8]。

1933年10月，國民政府動員近100萬國民革命軍圍剿各中國共產黨控制的農村根據地，並以50萬優勢兵力重點進攻中央蘇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要控制地區）。在前四次戰役中，由於實施毛澤東運動戰方針，國民革命軍均以撤退告終。時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等人認為決戰的時機已經來臨。1933年秋，共產國際派來顧問李德支援中央蘇區，基於對共產國際的全心信任，博古放手讓他參與軍事決策[9]；然而參與過歐洲戰場的李德不了解中國戰場的特點，與周恩來等人無法合作[10]:132。第四次圍剿戰爭期間，博古召開中共中央局會議，主張堅守陣地。這一主張遭到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上書反對，認為民眾沒有實力抵禦長期的陣地戰、應當繼續游擊戰[11]:431，且直言中央局的決議「空洞說教」[10]:110-111。博古讀後起草《中央局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指責羅明為主的「機會主義」（羅明主義），並隨後開展反羅明路線運動，大量基層和前線幹部被牽連撤職。在這些運動中，包括張鼎丞、劉曉、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何叔衡等人均被牽連[12]:111。

在第五次圍剿戰爭前夕，柳維垣首先提出改變國民革命軍的戰略，他反對圍剿，提出改變圍剿為追剿。此一新戰略為蔣介石所採納，國民革命軍改變作戰策略，戰法步步為營[13][14][15]。國民政府採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略，並組織軍官訓練團，聘請德國顧問對軍官進行培訓[16]。1933年9月，國民革命軍攻占黎川，第五次圍剿正式開始。同年冬，福建發生以十九路軍為骨幹的李濟深、陳銘樞、陳公培、蔣光鼐的「福建事變」[10]:134，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派遣十九路軍鎮剿紅軍，部分十九路軍將領認為因此無法立即與日軍對戰，招致部隊不滿，遂成立中華共和國，並與紅軍將領彭德懷、朱德密切聯繫[10]:135。蔣介石遂率中央軍抵達福建鎮壓，當時本用於第五次圍剿戰役的部隊抽調福建，紅軍部分將領彭德懷建議出兵支援福建。然而當時博古、李德則認為蔡廷鍇等人不可信，遂頒布《福建事變與我們的任務》拒絕支援，因此坐失良機[10]:135。福建事變被平定後，蔣介石重新整理部隊，由何鍵、陳濟棠、顧祝同、蔣鼎文率四路軍一百萬合圍紅軍，逐步縮小包圍圈。李德主張部隊在廣昌與國軍決戰，導致紅軍損失慘重，彭德懷與李德發生尖銳對抗[17]，張聞天也激烈反對博古的軍事策略，核心領導的衝突已經公開化[12]:122[10]:144。1934年5月，博古在瑞金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後續戰略方針，並確定將主力撤離中央蘇區，李德開始制定計劃[18][10]:147。

 
1934年8月1日，《紅色中華》全文刊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

1934年7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發布《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派遣紅七軍團作為「北上抗日先遣隊」[19]:15。隨後這支部隊與贛東北地區紅軍合編為紅十軍團，於1935年1月失敗[19]:133。8月，紅六軍團奉命從湘贛蘇區西征，以作為中央紅軍的探路先鋒[20]。9月下旬，中央蘇區僅存瑞金、會昌、雩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等縣的狹小地區。29日，張聞天在《紅色中華》上發表社論《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稱「為了保衛蘇區，粉碎五次「圍剿』，我們有時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之下，不能不暫時的放棄某些蘇區與城市，縮短戰線，集結力量，求得戰術上的優勢，以爭取決戰的勝利」，為戰略轉移釋放信號[21]。此時，周恩來在南昌行營的情報系統透露國軍將要發動最後總攻擊，中共的主要中央領導人於是決定，於10月中旬放棄中央蘇區[22]。「長征」的目的在於求生存[23]。

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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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紅二方面軍[註 2]、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從中央蘇區和南方蘇區開始的戰略轉移，其最終抵達、匯聚於陝甘蘇區。軍隊到達陝甘蘇區後，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在報告中使用「長征」一詞，是為中國共產黨黨史上的首次[3]。而國民革命軍則稱為追剿、剿匪。紅一方面軍行程二萬餘華里，在其黨史中又稱「二萬五千里長征」。[4]。1936年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合。紅一方面軍在其368天的戰略轉移與逃亡期間，每一兩天就有一次遭遇戰，且共有15天大決戰。白天行軍235天，夜間行軍18天，休息共44天，平均每走114英里休息一次。紅一方面軍平均每天行軍71華里，共進行380餘次戰役戰鬥，進攻占領62座縣城，紅軍陣亡的營以上幹部有430人，平均年齡不到30歲。此次戰略轉移，這些軍隊穿越大面積的雪山、高寒的高原草甸、永久凍土帶和無人區，共經過11個省、18座大山、24條大河、5座連續的雪山[2]。

紅一方面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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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湘江戰役和黎平會議
 
江西於都中央紅軍長征第一渡口，1934年10月18日傍晚，中央直屬機關從這裡渡過貢水，邁出長征的第一步

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1934年10月初，博古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人決定放棄中央蘇區，將中央紅軍主力及中共中央機構向西轉移至湖南西部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這一決定未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紅一、三、五、八、九軍團及機關直屬隊共8.6萬餘人，從福建長汀、寧化、江西瑞金、興國等地開往雩都縣集結[19]:77。1934年10月17日傍晚，中央紅軍直屬機關及一、三、五、八、九軍團從江西雩都縣渡過貢水，邁出長征的第一步[19]:80。紅二十四師和地方部隊共1.6萬餘人則被留下在項英、陳毅等人領導下進行游擊戰，開始南方三年游擊戰爭[19]:75。

國民革命軍統帥蔣介石預見到中央紅軍的意圖，在紅軍前往湘西的必經之路上集結大量兵力組成四道封鎖線。紅軍以一、三軍團作為先鋒，兩個軍委縱隊居中，八、九軍團分居軍委縱隊左右掩護側翼，第五軍團作為後衛[11]:433。早在紅軍長征前，中共就派出潘漢年、何長工與廣東地方首領陳濟棠達成秘密協議，為紅軍突破封鎖線創造有利條件[24]。10月21日晚，中央紅軍在贛縣王母渡至信豐一帶突破國民革命軍第一道封鎖線，25日全部渡過桃江，攜大量輜重沿信豐油山、大庾、南雄之間的粵贛邊界緩慢西行[25]:48。儘管事先達成協定，但由於陳濟棠並未及時使粵軍前方部隊知情，紅軍仍遭受一定損失，紅三軍團四師師長洪超陣亡[25]:48。11月5日至8日，紅軍突破廣東仁化城口與湖南汝城之間的第二道封鎖線[11]:433[註 3]。13日至15日，在郴縣良田、宜章、樂昌之間突破第三道封鎖線[11]:433，並占領宜章[25]:51。此時，蔣介石已經判明紅軍西進企圖，任命何鍵為追剿軍司令，指揮部隊尾追紅軍[25]:51

11月15日，紅軍繼續西進，攻占臨武、藍山、道縣等地；25日，紅軍全部渡過瀟水[25]:54。同日，中央紅軍決定從興安、全州之間西渡湘江[19]:158。此時由於蔣桂矛盾，桂軍撤出湘江防線，但中央紅軍並未有效利用這一機會，仍然攜帶大量輜重緩慢前進[25]:54-55。26日，中央軍周渾元部占領道縣，湘軍劉建緒部占領全州，形成對紅軍的夾擊態勢；紅一軍團部隊搶占界首一帶渡口，紅三軍團也前出至湘江[25]:56。27日，蔣介石下令進攻，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為掩護後續部隊渡江，展開慘烈的阻擊作戰。中央紅軍面對國民革命軍全面進攻，於11月27日至12月1日曆時5天，從廣西興安至全州之間渡過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鎖線[19]:190。湘江戰役之後，出發時的八萬餘中央紅軍僅剩下3萬餘人[26]。紅三軍團十八團、紅五軍團三十四師在湘江東岸全軍覆沒[19]:193；紅八軍團由於損失慘重，番號撤銷[19]:189。

1934年12月上旬，紅軍從廣西龍勝翻越老山界（即越城嶺）[19]:199。此時，博古、李德仍然堅持前往湘西，但國民革命軍對此已早有準備[19]:203。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開通道會議，尚未恢復權力的毛澤東主張放棄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向西進入貴州，獲得大多數紅軍領導人的認可[27]。12月13日，紅軍占領貴州黎平[19]:210。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正式肯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紅軍發展川黔邊區[28]。1935年1月，紅軍開始強渡烏江，突破黔軍的防線，向遵義地區進軍[11]:433。

遵義會議與四渡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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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遵義會議和四渡赤水
 
1935年1月上旬，中央紅軍到達遵義，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進攻並占領遵義縣城，在城內休整[19]:230-232。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其黨史稱為遵義會議，旨在研判今後的軍事、政治方針、和領導集體。遵義會議前夕，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暗自結成同盟，試圖共同反對博古、李德[12]:131。會議上博古率先作報告，檢討第五次反圍剿戰役的軍事指揮錯誤，但主要是客觀條件的困難[12]:135。周恩來隨後做副報告，稱是軍事領導戰略戰術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12]:137。緊接著，張聞天在會上作反對中央單純防禦軍事路線的報告[29]。隨後毛澤東作長篇發言，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戰役失利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和突圍時的保守主義[12]:136。王稼祥、朱德、劉少奇隨即紛紛表示贊同。會議召開三日，最終決定取消原來的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領導[12]:139，由朱德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增補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恢復對紅軍的指揮權[30]。會議決定張聞天代替博古總負責政治和黨務，軍事上則由周恩來為主、毛澤東為輔進行總指揮[11]:433。

 
1935年2月，接替博古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洛甫）

1月19日，中革軍委發布《關於渡江的作戰計劃》，決定進入四川與紅四方面軍協同作戰[25]:88。同日，紅軍分三路向土城方向前進，24日攻占土城。28日，紅軍向位於土城以北的青槓坡的國民革命軍郭勛祺部隊發起進攻，激戰一日，雙方損失慘重[25]:89。此戰紅軍損失上千人，奪取赤水縣和渡江的計劃均未能實現[31]。次日，紅軍兵分三路，從猿猴場、土城上下渡口等地一渡赤水，進入川南地區[19]:55。2月5日至9日，紅軍進抵雲貴川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地域及雲南威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一系列會議，即扎西會議，會議決定：張聞天取代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32][11]:433，在常委分工中負總的責任[33]；暫緩執行渡江入川計劃，回兵黔北，以川滇黔邊為發展地區；討論並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整編部隊為十六個團[34]。此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命令吳奇偉、周渾元、孫渡等部隊協同川軍試圖在川南地區殲滅中央紅軍[25]:91。2月10日，毛澤東等紅軍領導決定東進，二渡赤水。2月18日至21日，紅軍從太平渡、二郎灘等地東渡赤水河[25]:94。

 
毛澤東
 
周恩來
 
王稼祥
1935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統一負責軍事指揮

紅軍渡過赤水河後，開始進攻桐梓地區。2月25日，經過激戰，紅三軍團奪取婁山關，並擊敗國軍隨後的反撲。隨後，中革軍委指示紅軍部隊繼續向遵義追擊[25]:95。2月28日，紅軍再占遵義城[19]:282。在進攻遵義作戰中，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陣亡[25]:96。此時，國軍吳奇偉縱隊開始進攻，並奪取紅軍控制的老鴉山[25]:95。中革軍委決定圍殲吳奇偉縱隊，吳奇偉縱隊被紅軍擊潰，其司令部遭到長途迂迴的紅軍突襲，吳奇偉逃過烏江後，命令士兵立刻摧毀渡橋，結果未過河的一千餘人被紅軍俘虜[25]:96。吳奇偉戰敗後，蔣介石決定親自前往督戰，調動黔軍、川軍、中央軍圍堵紅軍。3月4日，紅軍成立前敵總指揮部，朱德、毛澤東分任司令員和政委[35]。對於是否圍攻打鼓新場的薛岳部一個師的問題，紅軍內部發生激烈爭論，毛澤東對進攻打鼓新場的主張表示反對；為統一軍事指揮，中共中央成立「三人團」（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總負責軍事[36]。

3月15日，毛澤東決定集中紅軍主力圍攻魯班場的國軍周渾元部，經過一天激戰，紅軍最終以失敗告終[37]。次日，為避免不利態勢，紅軍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區西渡赤水河。蔣介石此時判斷紅軍意欲北渡長江，命令國軍部隊予以截擊，毛澤東當即決定回師東渡[25]:99。3月21日，紅軍以一個團偽裝主力牽制國軍，其餘部隊由二郎灘、九溪口、太平渡東渡赤水，史稱「四渡赤水」[19]:296。3月29日至3月31日，紅軍南渡烏江[19]:297，跳出國軍的包圍圈。負責掩護紅軍主力的紅九軍團部隊由於渡口被阻斷，被迫獨立行動[25]:100。

與紅四方面軍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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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會理會議和瀘定橋
 
瀘定橋在四川省瀘定縣的大渡河上，1935年5月中央紅軍「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

1935年4月2日，紅軍主力逼近貴陽，並直接威脅貴陽機場。當時蔣介石正在貴陽督戰，為安全計，蔣介石飛離貴陽，並命令滇軍孫渡等部火速馳援貴陽[38][39]。4月8日，紅軍突然南進，從貴陽、龍里間突破國軍防線西進。4月23日越過平彝黃泥河，分兩路進入雲南[40]。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將主力部隊收縮至昆明防守，為中央紅軍打開通道。5月1日至9日，中央紅軍在雲南祿勸皎平渡渡過金沙江[11]:433。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會理城郊召開會理會議，會上對林彪懷疑毛澤東的領導提出批評，並決定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41]。此時，獨立行動的紅九軍團在貴州、四川和雲南邊境地區活動52天，行程1000多公里，最後在四川西昌境內與紅軍主力部隊重新匯合[42]。

 
紅軍攻占瀘定橋後，陳雲奉命離開紅軍隊伍，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情況。陳雲到達莫斯科後，共產國際認可毛澤東的領導地位[43]

5月20日，紅一方面軍攻占冕寧。朱德以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名義頒發《中國工農紅軍布告》，號召彝民與紅軍協同作戰[44]。同日，紅軍先遣隊司令劉伯承與彝族沽基族首領果基約達（小葉丹）在袁居海子（今冕寧彝海子）結為兄弟，使全軍順利通過彝族聚居區[19]:392，24日晚進至大渡河西南岸的石棉縣安順場。5月25日，中央紅軍先遣隊「十七勇士」自安順場強行渡過大渡河[19]:397。然而，由於掌控的船只有限，紅軍無法從安順場迅速全部渡河[45]。因此紅軍在安順場兵分兩路，紅一師及幹部團在原地渡河，其他部隊北上進攻瀘定橋。5月29日，紅二師四團占領瀘定橋，與安順場渡河部隊會合[19]:406。攻占瀘定縣城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派陳雲離開紅軍部隊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情況[46]。

紅軍渡過大渡河後向東翻越二郎山，突破川軍楊森部六個旅的阻擊，於6月7日占領天全[25]:122-123。隨後，中央紅軍在飛仙關前轉而北上，經蘆山、寶興，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夾金山海拔約4500公尺，終年積雪，空氣稀薄，沒有道路，沒有人煙，天氣變幻無常。除了雪山地區惡劣的自然條件外，飢餓和寒冷也給紅軍帶來嚴峻考驗，一些紅軍死於凍、餓、無力[47]。6月12日先頭部隊在懋功達維與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會師[48][49]。6月26日，張國燾從茂縣趕到懋功兩河口，與在此等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員召開兩河口會議。會議決定紅一、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同時，兩個方面軍進行編制調整[25]:175-176。27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翻越第二座大雪山（夢筆山）到達馬爾康卓克基。由於中共中央與張國燾之間的戰略爭論，紅軍在此長期滯留，導致松潘大路被國軍胡宗南部占領，紅軍只能穿過松潘西部（包括今紅原、若爾蓋）的草地北上[50]。

7月21日至22日，中共在黑水縣召開蘆花會議。8月，中共將紅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行動[25]:186。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松潘毛兒蓋召開毛兒蓋會議，決定占據以岷州為中心的洮河流域，並依據此地區向東發展[51]。隨後，紅軍右路部隊通過松潘草地[25]:199。由於草地一帶荒無人煙，無法就地補給，結果紅軍面臨極限危機，包括嚴重高原反應、飲水中毒、饑渴、濕冷、天氣變化極端、缺氧、缺鹽，有不少紅軍為此而死，或是陷入泥沼[52]:128-136。8月26日，走出松潘草地的紅軍發動包座戰役，擊潰堵擊紅軍北上的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師，打開進軍甘南的門戶[25]:200。

北上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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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直羅鎮戰役
 
1935年11月7日，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部分領導幹部在陝西淳化合影。前排左起：王首道、楊尚昆、聶榮臻、徐海東。後排左起：羅瑞卿、程子華、陳光、鄧小平[53]

然而，因為張國燾堅決南下而反對中共的毛澤東等人的「北上路線」，冒險度過大草地的「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包括紅五軍團和紅九軍團）又被迫分裂[11]:434。1935年9月9日，毛澤東、張聞天、博古趕到紅三軍團駐地若爾蓋巴西，連夜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巴西會議），決定率一、三軍團單獨北上[54]。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南迭部俄界召開擴大會議（俄界會議）。會議決定將一、三軍團、中央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單獨北上[55]:387。9月17日，紅軍攻克臘子口天險，進入哈達鋪[55]:387。在哈達鋪毛澤東得知劉志丹領導的陝甘根據地的相關消息後，哈達鋪會議最終將陝甘根據地定為目的地[56]。

9月23日，陝甘支隊通過國軍在武山、漳縣間的封鎖線，並渡過渭河，於9月27日到達通渭榜羅鎮並召開榜羅鎮會議。此時，中共中央正式確定前往陝北的方針[25]:267。9月29日，陝甘支隊繼續東進，10月7日翻越六盤山[25]:268。10月19日，陝甘支隊抵達陝西保安吳起鎮（今吳起縣）[25]:270，21日擊潰尾追而來的東北軍和馬家軍騎兵部隊[25]:271。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紅一方面軍長徵結束。11月初，陝甘支隊在象鼻子灣地區與紅十五軍團會合[25]:274[11]:434。此時，紅一方面軍不足八千人。之後，陝甘支隊與紅十五軍團組建新的紅一方面軍[19]:546。11月23日，紅軍發起直羅鎮戰役，圍殲東北軍第109師，師長牛元峰陣亡[25]:279。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57]。1936年2月起，紅一方面軍發起東征、西征戰役，將陝甘根據地擴展為陝甘寧根據地[55]:398。

紅二方面軍

編輯
參見：紅六軍團、賀龍、任弼時和紅二方面軍
 
1935年11月29日，紅六軍團領導人在湖南新化合影。前排左起：周仁傑、李銓、王震、夏曦、蕭克

1934年8月7日，紅六軍團第十七、第十八兩師和紅軍學校共9700餘人從湘贛蘇區突圍西征，於8月11日進至桂東縣寨前地區[19]:3。在這裡，紅六軍團領導機關正式成立，任弼時任軍政委員會主席，蕭克任軍團長，王震任政治委員[58]。12日晚，紅六軍團從寨前出發，經資興、郴縣、桂陽、新田縣境，於23日到達零陵東北地區，準備西渡湘江。由於國軍封鎖湘江，紅六軍團再次改變渡江計劃，迅速向東轉移，進至陽明山區建立根據地[19]:4。之後由於戰術考慮，由嘉禾折轉西進道縣，於9月4日在灌陽縣界首地區渡過湘江，進占西延。9月8日，中革軍委訓令紅六軍團在城步、綏寧、武岡地區堅持至9月20日，並打擊湘軍，但紅軍未能得手[59]。

此時，湘桂兩省國軍主力已進至綏寧、靖縣地區，阻止紅六軍團北進。紅六軍團隨即轉兵向南，襲占通道。19日，在靖縣新廠給尾追之湘軍補充第二總隊的兩個團以殲滅性打擊後，又於10月1日襲占貴州的舊州老黃平，隨後又轉向黔東北的江口前進[60]。10月7日，紅六軍團在石阡西南甘溪同桂軍第十九師遭遇，紅六軍團損失慘重，十八師師長龍雲被俘[19]:18。部隊被國軍截斷，一部由參謀長李達率領到達沿河地區，後與紅三軍會合[19]:122；主力被迫向東南轉移，10月24日到達貴州印江縣木黃，與紅三軍會師，創建湘鄂川黔蘇區[61]。

 
任弼時
 
賀龍

兩軍會師後，軍委命令兩軍分開活動，紅二軍團留在黔東地區；紅六軍團單獨西進[52]:280。但兩軍將領討論後，決定西進難以發動群眾、留守難以補充給養，雙方決定合力東入湖南西部桑植，由任弼時、賀龍分管政治與軍事[62]。11月，部隊攻入湖南，在龍家寨殲湘西軍閥陳渠珍2個旅大部，並建立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賀龍任紅二軍團兼軍區司令員，任弼時任政治委員[63]:100-101。1935年初，國軍以80餘團兵力，分六路進行圍剿，紅軍採取誘敵深入、殲其一路的戰法，在桑植陳家河殲國軍58師172旅[64]；接著又在桃子溪殲國軍58師師部及174旅，並乘勝東出慈利，連戰連捷。

5月，紅軍部隊轉向湖北，以一部包圍宣恩，以主力在忠堡地區打援，殲國軍41師師部和121旅，俘虜師長張振漢[註 4][63]:105。8月在板栗園設伏，殲國軍85師大部，擊斃師長謝彬[63]:107。隨後又在芭蕉坨擊潰國軍陶廣縱隊10個團，徹底挫敗國軍圍剿，並乘勝占領石門、澧州、津市、臨澧等縣城[63]:107。1935年9月，蔣介石率領國民革命軍採用分進合擊進攻湘鄂川黔邊，紅軍未能突破圍剿[55]:401。11月，賀龍與任弼時等從湖南省桑植縣統一指揮紅二、六軍團突圍國軍封鎖，開始長征[65]。

 
曾任大漢貴州軍政府行政總理的周素園。紅軍到達畢節後，他與紅軍合作，同時組建貴州抗日救國軍，擔任司令員。之後，他隨紅軍長徵到達陝北

1935年11月19日，紅二、六軍團1．7萬餘人從湖南桑植出發開始長征，留張正坤第十八師堅守老根據地[19]:568。紅軍經溪口、洞庭溪向南渡過澧水、沅江，到28日，兩路紅軍分別占領漵浦、辰溪和新化、藍田、錫礦山等地[19]:571。國民政府集中12個師又1個旅的兵力，分路追擊，企圖將紅二、六軍團殲滅於沅江和資水地區。紅二、六軍團一部由漵浦出發，向南急進，造成東渡資水之勢，吸引追兵[19]:574。之後，趁著國軍東調之機，大部轉向西進，再向北轉，於1936年元旦進到芷江以西冷水鋪地區，擺脫追兵[19]:576。1936年1月9日，在芷江便水發動戰鬥，隨後占領石阡。此時，第十八師返回原建制[19]:578。

 
紅軍長征勝利後，紅二方面軍部分領導人合影，前排左起甘泗淇、賀炳炎、關向應、王震、李井泉、朱瑞、賀龍。後排左起張子意、劉亞球、廖漢生、朱明、陳伯鈞、盧冬生

1936年1月，紅軍到達黔東地區，由於國軍圍攻，紅軍向黔西轉移[55]:402。2月2日，紅軍在修文渡過烏江，進入黔西，攻占黔西、大定、畢節等地，並進行擴軍[19]:582。2月，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會議在黔西縣城召開，決定兩軍團創建川滇黔邊根據地，之後紅二、六軍團在烏蒙山區與國民革命軍周旋。在此期間，紅軍聯合原貴州軍政府行政總理周素園，成立「貴州抗日救國軍」[19]:583。3月12日，紅二、六軍團在雲南鎮雄得章壩設伏，伏擊國軍萬耀煌縱隊第十三師，繳獲大量輜重彈藥，險些俘虜萬耀煌[66]。3月下旬，賀龍、任弼時接到朱德、張國燾來電，建議紅二、六軍團北渡金沙江，同四方面軍會師[67]。隨後紅軍放棄建立根據地的計劃，經雲南尋甸、富民渡過普渡河，經過普渡河和六甲戰鬥，進占楚雄、祥雲、賓川、麗江[19]:595。4月底，紅軍在麗江渡過金沙江，攻占中甸，翻越玉龍雪山[19]:600。7月2日，紅軍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11]:435。

1936年7月5日，奉中央軍委指示，紅二軍團、紅六軍團與紅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政治委員任弼時[68]。同時，在和朱德、劉伯承溝通後，賀龍、任弼時等人了解到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的矛盾，並與張國燾作鬥爭，力促中國工農紅軍三大方面軍在陝北會師[69]。此後部隊北上，紅二方面軍在紅四方面軍左縱隊之後跟進[19]:609。

紅四方面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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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張國燾和徐向前

「長征」前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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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
 
徐向前
 
陳昌浩
紅四方面軍的三位主要負責人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

1934年紅四方面軍擊退四川軍閥劉湘組織的對川陝蘇區「六路圍攻」，但紅軍也損失慘重，根據地被嚴重破壞。10月，蔣介石派出「委員長行營駐川參謀團」督導川軍作戰，並專門為劉湘撥款，補充川軍兵力和裝備。不久，又命令中央軍胡宗南派兵進駐廣元、昭化地區，採取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的戰術[70]。11月，紅四方面軍組織連級以上幹部參加毛裕鎮會議，徐向前制定向川陝甘發展的新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71]:168：進攻甘肅南部，主攻胡宗南部；以控制嘉陵江、接應中央紅軍和紅二十五軍[72]:384。12月19日，中革軍委給紅四方面軍發來電報，要求四方面軍重新組織進攻，配合中央紅軍進軍[73]。隨後中央又要求紅四方面軍派一個師南進，接應中央紅軍北上。紅四方面軍高層經過討論，決心圍攻進入四川的胡宗南部隊。

1935年1月22日，廣昭戰役展開，徐向前率領主力圍困廣元、昭化，計劃圍點打援[74]:119。不過胡宗南並未派援，而紅軍亦無法攻克廣元、昭化，徐向前於是撤兵[72]:391[71]:176。而此時中共中央已結束遵義會議並開始紅一方面軍的長征，並命紅四方面軍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71]:177，策應中央紅軍北上[72]:393。同年2月，紅四方面軍經寧強北上進入陝西南部，攻占沔縣[72]:395-396[71]:179。

同中央紅軍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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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張國燾戰略配合紅一方面軍，發起嘉陵江戰役[75]，令紅四方面軍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軍將近十萬人放棄川陝根據地，強渡嘉陵江，向西挺進，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4月，紅四方面軍攻下劍門關[72]:398-400，前後共擊潰川軍一萬餘人[72]:404[76]:238。紅四方面軍在當地進行休補裝備[71]:173-174，並擴員至八萬餘人[72]:411。

當時蔣介石為防止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調遣劉湘、鄧錫侯、孫震、胡宗南、唐式遵、李家鈺等部圍攻[74]:122；張國燾在江油附近召開紅四方面軍會議，決定撤出川陝根據地[71]:192，進攻北川、茂縣、理縣等地，建造川西北根據地，迎接中央紅軍北上[72]:411-412。5月12日，徐向前率領紅九軍、紅三十軍由北川西進[74]:123，在土門突破北川河谷；15日，占領茂縣[72]:413；18日攻克彰明；21日攻克北川[71]:190。隨後紅軍一部攻下理縣[72]:414；李先念西進小金川、攻下懋功，迎接中央紅軍[72]:415。6月13日，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在達維會師[77]。

 
左圖為會師地懋功；右圖為紅四方面軍在長征路上的石刻標語

北上抗日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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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軍會師後，確定統一的戰略方針成為首要問題[74]:127。6月16日，中央紅軍主張總方針為占領川陝甘三省，以岷江、嘉陵江上游地區為立腳點，伺機進占甘南和陝南[72]:423。而張國燾和陳昌浩則主張暫時南下攻岷江以西的地區，以解決部隊給養[72]:424[71]:211。6月17日，張國燾、陳昌浩反對向東向北發展的川陝甘方針，復電中共中央，認為「北川一帶地形給養均不利大部隊行動」，「敵已有準備」、不宜過岷江東打。提出向西發展，「組織遠征軍，占領青海、新疆」[78]。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兩河口開會，制定松潘戰役計劃[72]:426，徐向前率領一部進行戰鬥[72]:427。會議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蘆花召開，決定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博古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79]。當時紅軍已經占領毛兒蓋，兩個方面軍進行編制調整，以加強團結[71]:235-236；徐向前兼任紅軍前敵指揮部總指揮，陳昌浩兼任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72]:432-433。此時蔣介石指揮胡宗南部堅守松潘，並派遣王均、于學忠、馬家軍、薛岳等參與圍剿[72]:435-436。因為國軍在松潘固守，於是紅軍改為執行夏洮戰役，即以紅軍主力出阿壩，北進夏河進攻洮河，創建甘南根據地[72]:437。此外，紅軍編為左右兩路軍，以第一、三、四、三十軍為右路軍，由前敵指揮部指揮；以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軍為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部指揮[80]。

 
葉劍英（左一）、毛澤東（左二）、張國燾（右一）等在川北草地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會議，重申在兩河口會議提出的戰略方針，並增補紅四方面軍領導幹部陳昌浩、周純全為政治局委員[81]，任命陳昌浩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82]；同時恢復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周恩來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83]。而張國燾此時主張解決戰略政治問題，並堅持紅軍分左右兩路軍，於是中共召開毛兒蓋會議，會中徐向前、陳昌浩支持毛澤東北上東進路線[72]:440[71]:241。會上並確定：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彭德懷負責右路軍北上，並率先進入若爾蓋大草原，進攻包座[72]:441[71]:242；而左路軍由張國燾、朱德、劉伯承率領，進攻阿壩後，過草地後即與右路軍靠攏會合[72]:441。8月26日，右路軍到達班佑，徐向前率領紅三十軍、紅四軍發動快速戰攻下包座[11]:434[71]:271，擊潰胡宗南部第49師大部[72]:445[74]:132，擊傷師長伍誠仁，殲滅四千餘人[72]:446[71]:274。

然而，左路軍則遲遲不肯北上離開阿壩、與右路軍會師[74]:133，張國燾與毛澤東在紅軍主力進軍方向上出現嚴重分歧[72]:447[71]:277-279。張國燾藉口嘎曲河河水上漲，命令左路軍按兵不動[84]。9月8日，張國燾電復徐向前、陳昌浩率原紅四方面軍南下[71]:281-282，張毛的矛盾徹底公開化[72]:448。徐向前與陳昌浩只能向中央匯報[71]:282；當晚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王稼祥、陳昌浩與徐向前聯合致電左路軍要求北上[72]:450[71]:282-283。9日，張國燾則致電繼續堅持南下[72]:450-451[71]:284-285，這時徐向前與陳昌浩亦猶豫南下事宜[72]:450。當晚毛澤東親自到徐住處，問徐意見[74]:134。徐向前表示，兩軍既已會合，就不宜再分開，紅四方面軍也不宜再分為兩半[72]:452。

南下川康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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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瓦窯堡會議和林育英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林育英（張浩）。1935年12月回國後，在促成紅四方面軍北上、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上起到重要作用

9月10日，中共中央決定獨自北上，並於夜間帶領右路軍中的中央紅軍紅一、三軍團離開甘南[71]:286，次日凌晨紅四方面軍才知道消息[72]:452-453。為了堅持紅四方面軍的完整性，徐向前率餘部南下，再過草地，在黨壩與左路軍會合[72]:457。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召開會議，宣布另立中央，自任黨主席[85]，並宣布「通緝」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人[19]:526。會上表示反對的劉伯承亦因此降職[72]:459，主張團結的朱德與徐向前只能主張先打開局面。10月7日，張國燾下達南下命令[52]:221。隨後紅四方面軍攻占崇化、撫邊、懋功[86]。之後，紅四方面軍繼續南下，攻占寶興、天全、蘆山，擊潰國軍五千餘人[72]:468[71]:313-314。10月中旬，紅四方面軍與川軍在百丈進行決戰，之後國軍攻占百丈[71]:319-320。該戰役後，國軍死傷一萬五千人，紅軍傷亡亦近萬[72]:471。此時，薛岳、李抱冰從南部、東面進行出擊，紅四方面軍只能轉為戰略防禦階段[72]:473。

12月5日，張國燾以「黨團中央」名義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毛澤東等人將中共中央改稱「北方局」[52]:241。此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林育英從莫斯科抵達陝北，向張國燾發電通報消息[87][52]:243。張國燾藉機致電林育英，貶低陝北紅一方面軍，並尋求支持[52]:244-245。12月22日，林育英復電張國燾，要求注意控制爭論[52]:246。1936年1月6日，張國燾再次以「黨中央」名義致電林育英，繼續抨擊中共中央，但表示服從共產國際指示[52]:248。1月16日，林育英回電，沒有直接抨擊張國燾，但表示共產國際要張國燾與中央一、三軍團「建立直接的聯繫」[88]。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勒令張國燾立即取消第二中央，並在黨內公布《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89]。1月24日，林育英致電張國燾，表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表示張國燾可成立西南局，直屬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暫與中共中央保持同等地位[19]:588-589。隨後還向張國燾傳達共產國際變更新政策的經過、建立統一戰線的各項細則和《八一宣言》的要點[90]。

此時，紅四方面軍部隊在南下作戰中損失慘重，被中央軍、川軍壓縮在蘆山、寶興地區，糧彈匱乏，張國燾的威望開始動搖[52]:250。朱德、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紛紛要求北上到陝北。1月27日，張國燾被迫表示同意瓦窯堡會議決議，謀求黨內統一[52]:253。2月14日，林育英、張聞天致電張國燾，表明主力紅軍可向西北發展，並表示此方針受到共產國際同意[91][19]:589。南下紅軍部隊決定向道孚、爐霍、甘孜進軍[72]:479[71]:331-332；3月，紅軍攻下這些地區，並就地整編補給[72]:482，以等候紅二、紅六軍團會師[72]:483[71]:340。此時，部隊僅剩四萬餘人[19]:600。6月6日，張國燾決定取消第二中央[92][52]:303。7月初，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後[71]:353-354，組成西北局，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72]:487-488。並決定北上[71]:360。

紅二十五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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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吳煥先、徐海東、程子華和紅十五軍團
 
紅二十五軍政委吳煥先

紅二十五軍1931年10月成立於鄂豫皖蘇區。1934年8月，紅軍獨立第二十二師師長程子華奉周恩來指示到達大別山，向中共鄂豫皖省委傳達建立新蘇區的指示[93]。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據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指示，決定紅二十五軍實行戰略轉移，策應中央紅軍的轉移行動。隨後，省委同意徐海東的提議，由程子華擔任紅二十五軍軍長，徐海東任副軍長，吳煥先任政委[19]:140。11月16日，紅二十五軍2984人從河南羅山縣何家沖出發，開始長征[19]:140，對外番號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並發表宣言。紅二十五軍在信陽柳林和雙河之間越過平漢鐵路，進入桐柏山區。紅二十五軍領導層認為該地區無法建立根據地，決定繼續北上，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挺進[94]。部隊採取聲東擊西的策略，先向棗陽縣城佯攻，形成進攻武漢勢態，隨後調頭東進，進入駐馬店西北山區[19]:141。

11月26日，紅二十五軍進至方城獨樹鎮附近，遭遇國民革命軍第四十軍阻截。經過激戰，紅軍擊退國軍，進入伏牛山區[19]:142-143。隨後，紅軍繼續西進，到達陝西洛南縣庾家河[19]:333。12月10日，國民革命軍第六十師和兩個騎兵團向庾家河發起進攻，紅軍經過終日激戰，將國軍擊退[95]。在戰鬥中，軍長程子華、副軍長徐海東均負重傷[19]:334。1935年春，紅二十五軍進入陝南，攻占鎮安、柞水、寧陝、佛坪、洛南、丹鳳6座縣城。2月5日，在藍田縣葛牌鎮以南的文公嶺殲滅國軍四十二師一二六旅五個營。3月10日，在洋縣華陽鎮殲陝軍警備第二旅五個多營。4月9日，在葛牌鎮殲滅陝軍警三旅[96]。7月2日，在山陽縣袁家溝口全殲陝軍警備第一旅，俘虜旅長唐嗣桐[19]:338。同時，紅軍建立鄂豫陝根據地，紅二十五軍部隊擴大到3700餘人[97]。

1935年7月15日，中共鄂豫陝省委在長安縣灃峪口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西進甘肅東部策應中央紅軍[98][55]:385。8月上旬，紅二十五軍開進甘肅境內，相繼攻占兩當縣城、天水縣城北關、秦安縣城，切斷西蘭公路[19]:479-481。由於此時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因戰略糾紛滯留川西，徐海東、吳煥先決定放棄與中央紅軍會合的計劃，改為進軍陝北[19]:482。8月17日，紅二十五軍攻克隆德縣城，翻越六盤山，殲滅馬家軍35師105旅一部[19]:485-487。8月21日，紅二十五軍在甘肅涇川縣城以西四坡村渡河，遭遇馬家軍208團攻擊，紅軍殲滅208團[19]:490-491。在作戰中，吳煥先陣亡[99]。隨後，徐海東兼任紅二十五軍政委。8月31日，紅二十五軍在平涼以東的四十里舖渡過涇河，9月3日進抵合水板橋鎮[19]:492。9月7日，紅二十五軍到達甘肅合水東北的豹子川，決定由徐海東任紅二十五軍軍長，程子華任政委，戴季英任參謀長，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19]:494。9月15日，紅二十五軍與劉志丹陝北紅軍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於陝西延川永坪鎮會師，成立紅十五軍團，共約七千人[19]:495。在紅一、三軍團到達陝甘蘇區後，與之合編為紅一方面軍。

會寧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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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西路軍、山城堡戰役和西安事變
 
到達陝北後的紅四方面軍一部

1936年8月初，西北局制定《岷洮西戰略計劃》，決定攻下岷州、洮州、西固，並率主力向蘭州、天水方向前進[72]:490-491[71]:370-371。8月5日，徐向前率領部隊攻克漳縣[72]:491[71]:376。由於陝北根據地經濟情況艱苦，該根據地無法容下三個方面軍[71]:378-380。於是中央決定紅二方面軍在陝甘邊行動[71]:380，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進攻胡宗南部[72]:496。之後因為戰術考慮，中央及西北局紛紛表示放棄該計劃[72]:499，而改為《通莊靜會戰役計劃》：「在西蘭通道以北阻擊胡宗南部，並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後，進軍寧夏」[72]:499-500[71]:383。

9月23日，張國燾突然決心西渡黃河，占領蘭州以北地區[19]:630。26日，中共中央致電張國燾，指出西進的困難[19]:631。9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發電，要求張國燾率領紅四方面軍北上，而此時西渡黃河也於紅四方面軍不利[19]:633。朱德、張國燾在洮州召開會議，一致決定放棄西渡黃河，按照中央指示北進[100]。此時，紅一方面軍也展開策應行動。10月2日，紅十五軍團攻占會寧[52]:333。由於當時紅軍與張學良的東北軍簽訂密約，紅二、紅四方面軍在行軍中未有大型交戰[72]:487。10月8日，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到達會寧界石鋪，與紅一軍團一師會合；9日，徐向前率部抵達會寧，紅四方面軍長徵結束[72]:500[71]:398-399。

8月下旬，紅二方面軍通過草地，進抵甘南哈達鋪地區。根據中共中央部署，紅二方面軍從9月11日至20日攻占成縣、徽縣、兩當、康縣4座縣城[19]:628。9月下旬，國軍發起反攻，企圖圍殲紅二方面軍於隴南地區。10月4日，紅二方面軍經中央同意，放棄甘南地區，開始渡渭河向北轉移[19]:634。由於紅四方面軍單獨北進，紅二方面軍側翼暴露，在渡河時受到嚴重損失[19]:636。10月22日，紅二方面軍在甘肅靜寧縣將台堡（今屬寧夏）與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會師，至此長征宣告結束[101][102]。此時，紅一方面軍約為21000人，紅二方面軍12000人，紅四方面軍33000人，合計約66000人[19]:638。

 
長徵結束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在延安

在會寧會師前後，中共中央制定的戰略總任務是團結紅軍內部、聯合國民黨部分友軍、逼蔣抗日及停止內戰[72]:501。而西北局勢則是紅軍占領寧夏與甘肅西部，打通與蘇聯的聯繫[72]:502。而此時蔣介石剛處理完兩廣事件，隨後制定新的剿共計劃，即命令胡宗南、王均、關麟征、毛炳文等部籌備通渭會戰[72]:504。1936年10月11日，中央發布《十月份作戰綱領》，徐向前與陳昌浩奉中央軍委命令，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由紅三十軍負責造船強渡黃河，並先行渡江；紅三十一軍、紅四軍、紅五軍抵擋南部國軍進攻、掩護紅三十軍，跟隨渡江[72]:507[71]:401-402。

10月16日，蔣介石下達進剿令。18日，第三路軍總司令朱紹良發布《剿匪計劃綱要》，以國軍第1軍、37軍、3軍分兵進攻。22日，蔣介石飛抵西安親自督戰[72]:508；同日，國軍占領會寧[72]:509。24日，紅三十軍強渡黃河，並擊潰馬家軍防線[72]:510。之後紅九軍、紅五軍向河邊開進，跟隨過河。28日，紅四方面軍軍部渡過黃河[72]:512；而本打算渡江的紅三十一軍卻被臨時取消計劃[72]:512，致使渡過黃河的紅軍部隊無法展開進攻[72]:512[71]:405-406。30日，國軍關麟征部進攻靖遠，致使河東河西兩岸紅軍被割斷。11月8日，紅四方面軍總部、第九、三十軍加上第五軍組成「西路軍」，約2.18萬人，在虎豹口度過黃河之後，向甘肅河西地區前進[103][19]:640。1937年3月，在打通對蘇聯的國際交通線失敗後，全軍僅剩四百餘人，在李先念等人的帶領下，到達新疆星星峽，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收容[11]:435。

 
長徵結束後不久，西安事變爆發，國共兩黨開啟正式談判。圖為國共兩黨代表周恩來（右）、葉劍英（左）、張沖（中）在西安紅軍聯絡處門前

而此時，河東部隊即紅一、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的第四、第三十一軍則回師陝北。國軍繼續進攻，此時東北軍王以哲部隊前進比較遲緩，第三十七軍仍在黃河以西，第三軍進占同心城後因軍長王鈞病故而停止前進，唯第一軍緊緊尾追紅軍，進至豫旺堡地區，這為紅軍創造了有利戰機[19]:642。11月21日，紅軍發起山城堡戰役，將第一軍七十八師大部殲滅[104]。山城堡戰役是紅軍長征的最後一戰[19]:642，一個月後，西安事變發生，第一次國共內戰就此結束。

紅軍各部隊實力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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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期間，紅軍各部隊實力統計如下[105]：

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

時間 兵力
1934年10月長征開始 大約86,000餘人
1935年1月遵義會議 大約37,000餘人
1935年6月同紅四方面軍會師 大約20,000餘人
1935年9月單獨北上 大約14,000餘人[註 5]
1935年10月到達陝北 大約7,000餘人
1936年10月會寧會師 大約8,000餘人[註 6]

紅二、六軍團（二方面軍）

時間 兵力
1934年8月紅六軍團突圍西征 9,700餘人
1934年10月紅六軍團與紅二軍團會師 3,300餘人
1934年10月紅二軍團與紅六軍團會師 4,400餘人
1935年11月紅二、六軍團開始長征 17,000餘人
1936年7月同紅四方面軍會師 14,300餘人
1936年10月會寧會師 13,300餘人

紅四方面軍

時間 兵力
1935年5月嘉陵江戰役後 80,000餘人
1935年6月同中央紅軍會師 80,000餘人
1936年4月甘孜整編 40,000餘人
1936年10月會寧會師 33,000餘人
1936年11月抵達陝北的紅四方面軍部隊 11,000餘人

紅二十五軍

時間 兵力
1934年11月開始長征 2,980餘人
1935年7月從鄂豫陝北上 4,000餘人
1935年9月到達陝甘蘇區 3,400餘人

史實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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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是中國共產黨的轉折點，中國共產黨從此踏入「延安時期」[108]。由於長征已經過去多年，許多倖存者都已不在人世，外加回憶的不準確，關於長征的歷史事實留有爭議[109]。

長征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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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一方面軍長征經歷25000里（12500公里）的說法，出自毛澤東，埃德加·斯諾1938年出版的《西行漫記》引用此說。根據紅一方面軍1936年的詳細路線圖，距離是18,088里[110]。2003年，兩名英國研究人員花了384天重走長征路線，估計長征實際距離不到25000里的一半，約6,000公里[111][112]。

北京日報對這些質疑做出回覆，詳盡地進行反駁，並提供2005年張小艾和武大衛走長征路走了46000多里的數據作為參考[113]。

「飛奪瀘定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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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瀘定橋

據中國共產黨的說法，瀘定橋戰鬥是22人的突擊隊，在炮火掩護下，冒著槍林彈雨，攀踏著瀘定橋鐵索強攻前進。鄧小平1982年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會面時說，「事實上，那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軍事行動，沒什麼大不了的。另一邊是使用老式步槍的軍閥部隊，而且人數也真的不那麼多，但是我們覺得必須要將此戲劇化。」[114]旅英作家孫書雲在2006年出版《長征》一書，曾來到瀘定橋現場考察。她採訪當地的一位老鐵匠，老鐵匠的證言如下：「橋的另一端只有一個中隊。那天在下雨，當他們看到紅軍士兵的到來，他們驚慌失措地逃走了——他們的官員早已拋棄了他們。並沒有太大的戰鬥。不過，我仍然對爬上鐵鏈的二十二名士兵致敬。在過去的日子裡，我的父親和我一起檢查過了橋，但我們坐在一個籃子裡。那些人很勇敢，他們過得很快。」[115][116]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盧毅則撰文指出，臺灣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中有一份劉文輝發給蔣介石的電報，稱其部下「瀘定橋李團與沿河之匪奮戰」，此戰發生時間為1935年5月29日，恰是紅軍「飛奪瀘定橋」當天[117]。

草地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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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共產黨自身的黨史認定，1935年9月9日，張國燾「密電」原四方面軍領導人，企圖「以武力要挾」黨中央南返。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發現這份密電後，立即送達毛澤東手中。中共中央在四川巴西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率領一、三軍團（即一、三軍）和軍委縱隊北上[118][119]。但對此，有部分學者表示缺乏事實依據[120][121][122]。

徐向前說：「至於張國燾是否發過要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地對你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毛主席在延安講過張國燾的危害。至於怎樣危害，我們也不好問，我們也說危害。我們執行過張國燾路線，我們也不便怎麼說。」「我們那時候軍隊有保密制度，像這樣機密的電報，是指定人譯的，譯的人就直接拿給這位首長看；叫誰譯就誰譯。這樣的電報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麼人都可以看的，這是軍隊的保密制度。張國燾發的這類電報都是指定人的，但誰譯的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電報？誰看過？我也不知道。」[123]蘆笛因此指出，如果真有專給陳昌浩一人的「密電」，則參謀長葉劍英看不到，更不可能送達毛澤東手中[124]。新華網2013年10月轉載《南方週末》文章，表示不管「密電」是否存在，葉劍英都是「立了大功」[125]。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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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   第五次圍剿戰爭
 
1934年10月   紅軍撤退開始
 
10月21日   突破第一道封鎖線
 
11月5日－8日   突破第二道封鎖線
 
11月13日－15日   突破第三道封鎖線
 
11月27日－12月1日   突破第四道封鎖線
 
1934年12月   紅軍占領黎平
 
1935年1月1日－3日   強渡烏江
 
1935年1月7日   遵義會議召開
 
1935年1月－3月   四渡赤水
 
3月29日－31日   南渡烏江
 
5月9日   渡金沙江
 
5月25日   渡大渡河
 
5月29日   飛奪瀘定橋
 
6月12日－7月7日   紅一紅四會師
 
8月29日－31日   全殲胡宗南第四十九師
 
10月7日   翻越六盤山
 
10月19日   紅一抵達吳起鎮
 
1936年10月   紅二、紅四與紅一會師
長征結束
 

長征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事件，對中國近代歷史產生重大影響，一定程度上決定中國歷史走向。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和將領，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等，都經歷了「長征」，十大元帥中有九位（除陳毅）經歷了「長征」。

中國國民黨方面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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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在其日記中記載稱，長征其實是他的計謀，剿共為名，收復西南是實，國家團結了，才可以抗戰。由於當時中國軍隊與日軍裝備及訓練間差距太大，蔣九一八事變期間寫道：「中日之戰必不可免」，若開戰，「倭三日可亡我矣」。又說：「不可貿然而戰」。期間，蔣考慮到中日若開戰，上海必先淪陷，南京亦將失守，國民政府勢必遷都，期間蔣考慮了洛陽、西安等地，最後選定重慶；中國那個時候是個軍閥割據的時代，蔣介石根本沒有辦法控制整個中國，他能控制的只是沿海幾個省而已。所以他在日記中就說我怎麼進入四川呢？特別是四川、雲南和貴州都是軍閥勢力非常大。所以他一直在想，並跟德國的軍事顧問商量。有一天就是「得一計」，要以剿匪為掩護，建立西南根據地，「借剿共以收復西南」，故意把紅軍留下一小股，把他們往西南趕。 所以紅軍所謂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是從江西往西南走，然後才到延安的，中央軍就在後面追，因此才能夠進入四川。這是他的一計。 而另一方面，蔣當時認為紅軍勢力微弱，並不足以對其政權發生威脅，所以在日記中寫道：「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126]

領導國民革命軍追擊紅軍的薛岳，在其所著的《剿匪紀實》中對「長征」評價非常之低：「三民主義，適合國情，吾人黽勉奉行，即足以救國建國。乃共匪故騰其階級鬥爭邪說，洪波四濺，逋毒十省，所過焚殺，川原以丹，至是猙獰面目，暴露無餘，政治立場，全告消失，民衆益視之若蛇蠍，蓋失民者亡，叛國者滅，理固宜然，然連歲驛騷，國家元氣，亦因之而斲喪，不禁感慨係之矣。」[6]

中國共產黨方面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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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穫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127]

1980年8月，在會見義大利記者法拉奇時，鄧小平說：「在1935年，我們歷史上著名的長征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成形的領導，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的，而且也很不成熟。」[128]而當鄧小平之女鄧榕問他長征是怎麼過來的，他的回答是—「跟著走」！[129]

江澤民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六十周年大會上，提出「長征精神」為以下五種精神[130]：

  • 把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定勝利的精神；
  • 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
  • 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
  • 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
  • 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鬥的精神。

中國共產黨評價：「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是一部偉大的革命英雄主義史詩。它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紅軍長征，鑄就了偉大的長征精神。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革命風範的生動反映，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體現。長征精神為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131]。

胡錦濤說：「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英勇革命的壯麗史詩。」[132]

習近平說：「（長征）這一驚天動地的革命壯舉，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譜寫的壯麗史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巍峨豐碑。」「長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偉大遠征。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133]

其它正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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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評價「長征」：「不論你對紅軍有什麼看法，對他們的政治立場有什麼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認他們的長征是軍事史上最偉大的業績之一。」「紅軍的西北長征，無疑是一場戰略撤退，但不能說是潰退，因為紅軍終於到達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無損，其軍心士氣和政治意志的堅強顯然一如往昔。共產黨人認為，而且顯然也這麼相信，他們是在向抗日前線進軍，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這幫助他們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進軍到戰略要地西北去，無疑是他們大轉移的第二個基本原因，他們正確地預見到這個地區要對中、日、蘇的當前命運將起決定性的作用。後來的歷史證明，他們強調這個原因是完全對的。這種宣傳上的巧妙手法必須看成是傑出的政治戰略。在很大程度上，這是造成英勇長徵得以勝利結束的原因。」[2]

另一位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其著作《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說：「這（長征）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只是短暫的一瞬。但長征已給中國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它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意識，使這個國家出現了許多世紀來所缺乏的精神與團結。它甚至證明了其威力足以克服毛澤東本人晚年可怕的異想天開，從而使中國走上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一條毛根本不會選擇的道路，但目前人們對長征的認識還是很不完整的。也許中國人會說，再過一二百年，我們也許能真正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這次長征。眼下我們可以象中國那樣來看待長征——這是一次充滿了集體英雄主義、獻身精神和希望的舉世無雙的行動。」[134]

唐德剛認為長征絕非歷史紀錄的第一次，黃巢起義、太平天國都比紅軍早，而且時間更久[135]。此外，他還認為蔣中正利用長征借機「削藩裁軍」。[136]當時西南地區貴州、雲南、四川都是地方軍閥割據，湖南也不是嫡系，蔣借追繳紅軍，把中央軍的勢力深入到地方。「紅軍西走後，中央的勢力進入西南，為一意外的大收穫。」[11]:446

越南共產黨領導人鄧春區對長征十分仰慕，後來改名叫「長征」[137]。

「長征」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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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在中央紅軍長征過程中召開的會議，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包括它的常委會和擴大會，從1934年底至1935年底，比較重要的有20多個，可分為三個系列。一是中央紅軍在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前召開的9個會議：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苟壩會議、會理會議、瀘定會議。這些會議主要討論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指導思想、軍事路線、行軍方向和作戰方案等。二是中央紅軍在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後召開的7個會議：兩河口會議、卓克基會議、蘆花會議、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巴西會議、俄界會議。這些會議都是討論兩大主力紅軍會師後的軍事計劃、戰略方針、行動方向、作戰方案，以及與張國燾的分歧，努力求得共識。三是與紅四方面軍分道後，中央紅軍在單獨進軍陝北過程中召開的6個會議：哈達鋪會議、榜羅鎮會議、鐵邊城會議、吳起鎮會議、下寺灣會議、瓦窯堡會議等。這些會議討論中央紅軍對陝北的進軍，以及隨形勢的變化而調整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問題。[138]

名稱 舉辦地 時間 主持人
（開幕式主持人） 		內容 會議性質
通道會議 湖南通道 1934年12月12日 周恩來 會議的決議是中央紅軍向西進入貴州。[27] -
黎平會議 貴州黎平 1934年12月18日 周恩來 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認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地區，確定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決策，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便審查黎平會議的決定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會後中央軍委決定對部隊進行整編 中央政治局會議
猴場會議 貴州甕安 1934年12月31日-1935年1月1日 - 否定李德等人回頭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重申黎平會議決定，作出《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基本結束「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為遵義會議的成功奠定基礎。 中央政治局會議
遵義會議 貴州遵義 1935年1月15日-1月17日 博古 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決定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託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該決議起草後於「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並於2月16日由中央油印印發。《決議》否定博古的報告，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是李德、博古、周恩來3人，而李德、博古負主要責任。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改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作出四項決定：1、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3、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4、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是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不久，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隨後又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又稱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任團長。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扎西會議
（含雞鳴三省會議）		 雲南威信扎西 1935年2月 張聞天 討論中央紅軍的進軍方向和部隊縮編問題，作出「回兵黔北」和「縮編」的決策，通過由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即《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討論中央和全國其他蘇區與紅軍的戰略方針及組織問題，討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決定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中央負總的責任，作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組建中國工農紅軍川南遊擊縱隊的決定。 中央政治局會議
苟壩會議 貴州遵義苟壩村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 張聞天 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小組（新「三人團」），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理會議 四川會理 1935年5月12日 毛澤東 張聞天作有關形勢的報告，並作自我批評。毛澤東總結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的勝利，闡明運動戰略正確思想。討論渡江後的行動計劃，決定立即北進，搶渡大渡河，向紅四方面軍靠攏。批評林彪要求撤換毛澤東、朱德軍事指揮和反對機動作戰的錯誤。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瀘定會議 四川瀘定 1935年5月31日 決定中央紅軍過雪山與四方面軍會合，派陳雲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兩河口會議 四川懋功 1935年6月26日 張聞天 通過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和中革軍委首先作關於目前戰略方針問題的報告，責成張聞天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個會議決定。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確定北上建立以甘南為中心的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戰略總方針。 中央政治局會議
卓克基會議 四川馬爾康卓克基 1935年7月3日 軍委發布「夏洮戰役計劃」，確定以卓克基地區為總後方，討論通過《告康藏西番民眾書》，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是解放被壓迫的各民族，建立自由選舉的革命政府，並積極幫助一切革命的民族。 政治局常委會議
蘆花會議 四川黑水 1935年7月21-7月22日 張聞天 張國燾作關於四方面軍發展歷史情況的報告。徐向前和陳昌浩分別作了關於四方面軍情況的補充報告。會議討論報告並總結四方面軍的歷史經驗。 中央政治局會議
沙窩會議 四川松潘 1935年8月4-8月6日 張聞天 張聞天作關於1、4方面軍會合後的決議草案的報告。會議通過《關於1、4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張聞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吸收4方面軍幹部參加中央工作的名單。會議決定增補陳昌浩、周純全為政治局委員。會議還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擔任司令員兼政委的1方面軍司令部，由陳昌浩任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任副主任。 中央政治局會議
毛兒蓋會議 四川松潘毛兒蓋 1935年8月20日 毛澤東 討論紅軍主力的發展方向問題。通過由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 中央政治局會議
巴西會議 四川若爾蓋巴西鄉 1935年9月2日-9月9日 - 討論一方面軍工作方針問題。決定採取果斷措施，立即率紅一、三軍、軍委縱隊一部，組成臨時北上先遣隊，到阿西集合，繼續北上，向甘南前進，並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聶榮臻，行動方針有變，要一軍在原地等待。決定以後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指揮，並委託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 中央政治局會議
俄界會議 甘肅迭部 1935年9月12日 張聞天 毛澤東作《關於與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並作會議結論。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將原有1、3軍團縮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成立「五人團」作為全軍最高領導核心，組成編制委員會。 中央政治局會議
哈達鋪會議 甘肅岷縣哈達鋪 1935年9月22日 張聞天 討論研究幹部問題和部隊整編，決定將紅一、三軍和中央軍委縱隊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在團以上幹部會議上，毛澤東作《關於形勢和任務的政治報告》，並代表黨中央向全軍正式發布「到陝北去」的決定。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團以上幹部會議
榜羅鎮會議 甘肅通渭 1935年9月27日 毛澤東 決定改變俄界會議關於首先打到甘東北或陝北，以游擊戰爭與蘇聯發生聯繫，取得國際幫助，創建根據地的原定戰略方針，作出把紅軍長征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決策，提出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的新的戰略方針。決定派一支部隊與國際聯繫，取得國際的技術幫助。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鐵邊城會議 陝西赤安吳起鎮西北部 1935年10月18日 重申榜羅鎮會議「在陝北創造蘇區」 的決定。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吳起鎮會議 陝西赤安吳起鎮 1935年10月22日 張聞天 總結俄界會議後紅軍的行動，確定新形勢下陝甘支隊的行動方針。毛澤東報告俄界會議以來的形勢與陝甘支隊的任務，並作會議總結髮言。批准榜羅鎮會議把紅軍長征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戰略決策，決定黨和紅軍今後的戰略任務是建立西北蘇區，以領導全國革命，從而宣告中央紅軍長征的完結，開創中共中央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陝北的新的歷史時期。 中央政治局會議
下寺灣會議 陝西甘泉下寺灣 1935年11月3日 張聞天 指出當前的緊迫任務是粉碎敵人三次『圍剿』」，提出「中央分兩部分」，「一部分同志到前方去，一部分可在後方做動員工作」。張聞天提議由毛澤東擔任軍委主席，並賦予軍委決定軍事指揮問題的全權。[139] 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瓦窯堡會議 陝西瓦窯堡 1935年12月17日-12月25日 張聞天 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通過《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紀念

編輯

「長征」一直是中國共產黨重點宣傳內容，並得到該黨的高度評價。196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自主研製的航天運載火箭以「長征」命名。196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史上的第一種燃氣輪機車被命名為「長征」。[140]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的核潛艇艦名也以「長征」為前綴來編號命名。

注釋

編輯
  1. ^ 紅二方面軍由紅二軍團和紅六軍團會合後組成
  2. ^ 紅二方面軍由紅二軍團和紅六軍團會合後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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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14,000餘人，主要依據《彭德懷自述》等資料，不包括第5軍、第32軍人數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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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之二〈太平天囯〉：「事實上黃巢的長征從山東徵到廣州，再由廣州徵回洛陽。這位大齊皇帝的長征，不管在時間上、在空間上，都比朱、毛紅軍要長得多。再看闖王李自成、大西皇帝張獻忠，其長征成績均不在「紅軍」之下。而朱、毛紅軍長征紀錄更遠落於『長毛』之後。一部『太平天國史』從某些角度來看，也可說是一部長毛長征史，把撚軍的長征也算在一起，前後連續長征了19年之久。」黃仁宇《中國大歷史》論及：「……黃巢渡過長江四次，黃河兩次。這位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流寇發現唐帝國中有無數的罅隙可供他自由來去。各處地方官員只顧本區的安全，從未構成一種有效的戰略將他網羅。」
  136. ^ 唐德剛說：「其實長征的功用，只是蔣介石的一條狼犬。長征之初，蔣叫它咬何鍵、咬陳濟棠、咬李宗仁、白崇禧。咬得何陳李白棍棒交加，落荒而走。……想起長征來，乖乖囉地咚，一身冷汗，教訓太大了。毛澤東再也不敢搞第二次了。以後同蔣介石再打仗，就不打長征打推磨了。推磨者游擊隊，建它七八十來個當年「蘇區」式的「根據地」。軍事各自為戰，化整為零游擊隊；政治統一領導，化零為整。蔣介石如再來「圍剿」，他吃掉一個，我就轉入二個。吃掉二個，我就轉入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他吃掉三個四個，我再從五個六個，轉回一個二個游擊隊……」，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之〈毛澤東簡傳要義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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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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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红军长征史. 中共黨史出版社;萬卷出版公司. 2006. ISBN 7-80199-388-8. 
  • 王樹增. 长征.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6. ISBN 978-7-02-005798-6. 
  • 埃德加·斯諾. 红星照耀中国. 由董樂山翻譯.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1613-3. 
  •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由過家鼎、程鎮球、張援遠翻譯. 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 2005. ISBN 7-5065-2587-9. 
  • 劉統. 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 ISBN 978-7-108-05795-2. 
  • 薛岳，《剿匪紀實》，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九輯，沈雲龍主編，文海出版社印行
  • 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之〈毛澤東簡傳要義評述〉
  •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之二〈太平天囯〉
  • 楊炳章著，郭偉譯：《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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