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秋江

孟秋江的祖上在清朝康熙年間自山東鄒縣遷居常州北門。青年時期，由於社會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孟秋江深受反帝愛國思潮吸引。一·二八事變時，孟秋江離開上海訓練自治所，準備投奔十九路軍參加抗日，但因《淞滬停戰協定》簽訂而未能成行。此後，他赴甘肅張掖縣城擔任公務員。

1935年，孟秋江遇到范長江，兩人相約一起當旅行記者。1936年夏，孟秋江整理了考察西北的所有旅行通訊，與范長江共同出版了《中國的西北角》，在中國引起極大震動。此後，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斯諾來到中國西北訪問。許多親共左翼人士也赴西北宣傳中國工農紅軍，宣傳延安，促使中國左翼人士普遍支持延安共黨政權。

1937年七七事變後，孟秋江作為《大公報》記者，參加了南口、平型關、潼關、徐州、中條山等戰役以及江西東戰場的採訪，發表《南口迂迴線上》、《烽火潼關》、《大戰平型關》、《晉東鏖戰記》等戰地通訊。他在《大戰平型關》的通訊中提出「記者的道德，即尊重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就是根據事實說實話的一個原則」，但實質上只替共產黨宣傳鼓動。從他在家書中自稱 「在中國社會第二個變動時期——抗日戰爭時期，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可知其親共立場。^[1]

孟秋江在西北考察及在華北戰場上的出色報道受到共產黨延安方面的重視。在八路軍太原辦事處，在文水，孟秋江曾聽周恩來作抗日形勢報告。1937年冬，孟秋江在周恩來的安排下訪問了毛澤東，將與毛澤東的談話發為專電，向國內外宣傳鼓吹「中國共產黨抗戰到底的決心」。離開延安之時，毛主席贈送孟秋江馬列主義書籍。1937年11月11日，國軍在日軍壓境下不得不棄守太原，孟秋江隨中共方面的周恩來、彭雪楓，以及國軍衛立煌、孫連仲、傅作義等人同坐一輛軍車撤往汾河。^[1]孟秋江就此寫出了《退出太原城》一文。^[2]

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簡稱「青記」）和國際新聞社（簡稱「國新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新聞工作者組織。孟秋江是「青記」的發起人之一，「國新社」的創始人之一，參與領導了「青記」和「國新社」。^[1]

孟秋江任「國新社」經理，負責桂林總社的日常管理。當時該社嚴重缺乏經費，孟秋江拿出自己的稿費等錢物支持該社。他和范長江、陳同生等人組織舉辦「戰時新聞工作講習班」、桂林「暑期新聞研究班」，和陸詒、夏衍、馮乃超、張鐵生、楊冬蓴等人分任戰時新聞學概論、新聞採訪與編輯、國際形勢講話和對敵宣傳等課程的講師。孟秋江還同范長江、邵忠漢、陸詒、黃藥眠等人合著了一本小冊子《怎樣做好新聞採訪工作》，作為「國新社」記者及通訊員的學習讀本。^[1]

1939年5月，范長江自桂林赴重慶，孟秋江作為代社長主持桂林「國新社」工作。1940年，隨着國共關係趨於緊張，政治環境日益惡化，孟秋江領導社員們貫徹中共的方針政策，宣傳所謂「抗日、團結、民主」。孟秋江重點培養了陳子濤、吳承德、唐海、任重、林珊等骨幹記者，專門組織力量宣傳中共領導的軍隊擊退日軍、第四戰區司令張發奎率軍收復南寧、愛國人士陳嘉庚抗日救國事跡，並且同國軍中央軍杜聿明建立了統戰關係。抗日戰爭進入新階段時，孟秋江將大批經過專門培訓的青年記者送往前線，赴敵後中共抗日割據地及游擊區開展新聞工作。^[1]

皖南事變後，在中共的領導及國民黨內反蔣派核心人物李濟深的支持下，仍留在桂林「國新社」，一邊堅持發稿，一面暗中將桂林的「國新社」社員及文化界、新聞界親共左翼人士分批送至重慶及香港，並幫他們找到工作，作為身份掩護。最後孟秋江離開桂林抵達香港。^[1]

抗戰勝利前夕，孟秋江按照黨的指示南下上海開展地下工作。當時，開展共產黨地下工作十分困難和危險，孟秋江決定利用親屬做掩護。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孟秋江按照中共的指示，赴上海辦報刊，開展中共的地下活動。為了便於掩護，1944年7月，孟秋江回到常州，將侄女孟蘭芳接到上海，同住在亨利路147號3樓。他還將侄女的名字改為「孟剛」，給她看蘇聯小說《女游擊隊員》。抗日戰爭勝利後，孟秋江在上海組織恢復了「國新社」上海辦事處，任重等4人為該辦事處骨幹。孟秋江任上海《文匯報》採訪部主任，安排以「青記」、「國新社」成員為主的20多名中共地下黨員及進步人士進入《文匯報》工作。孟秋江還擔任《文萃》總經理，與黎澍、王坪、黃立文、計惜英等五人組成理事會，並聯繫到不少「國新社」成員加入。《文萃》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形成了很強的作者隊伍，經常撰稿者有郭沫若、茅盾、馬敘倫、吳晗、田漢、宦鄉、許廣平、姚溱、胡繩、李南山等。^[1]

國共和談破裂後，1947年，進步刊物《民主》、《周刊》、《文匯報》、《聯合晚報》、《新民晚報》以及中共的刊物《群眾》等先後被南京國民政府停辦及查封，孟秋江上了「黑名單」。亨利路147號樓下有特務把守，孟秋江居住的3樓不時有特務敲門。在受到國民黨特務監視及搜捕的情況下，孟秋江按照中共的指示繼續承辦《文萃》。1947年7月19日，《文萃》遭國民黨當局破壞，主編陳子濤、印刷經理駱何民、發行經理吳承德被逮捕。孟秋江遭到通緝追捕，流浪街頭。同年9月，經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營救，孟秋江與溫崇實同船抵達香港，繼續負責「國新社」的工作（後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陳子濤、駱何民、吳承德先後被蔣介石簽令殺害於南京雨花台、寧波薛家山，史稱「文萃三烈士」）。^[1]

孟秋江在中共的直接領導下，對「民進」、「民盟」的籌建和發展，對北平和平解放都做了許多工作。^[1]

1949年1月1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天津。周恩來指示孟秋江、楊剛隨解放軍部隊進入天津，接管《大公報》，改組為《進步日報》，孟秋江擔任《進步日報》經理。^[1]1950年代初，孟秋江擔任中共天津市委統戰部副部長。^[3]1950年1月28日，民盟總部第二次常委會決定在天津市成立民盟組織，選派孟秋江、辛毓莊、餘明德、吳廷璆、葉剛侯、關靜宜、王振華等7人為委員，孟秋江任主任委員，組成了民盟天津市支部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臨工會」）。這是天津市最早成立的民主黨派地方組織。^[4]1951年11月4日，民盟天津市支部委員會正式成立，孟秋江任主任委員。1954年6月，民盟天津市第二屆支部委員會組成，孟秋江仍任主任委員。1955年3月6日至3月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第一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舉行，會議選出政協天津市第一屆委員會，黃火青任主席，吳硯農、李燭塵、劉錫瑛、谷小波、孟秋江、李霽野為副主席。1957年5月6日，天津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天津市委員會委員楊亦周、孟秋江、王贛愚、趙今聲等82人開始視察天津市肅反工作。1960年3月18日至3月21日，政協天津市第二屆第一次會議召開，會議選舉萬曉塘為政協天津市第二屆委員會主席，王亢之、楊亦周、趙克、張國藩、劉錫瑛、孟秋江、李霽野、楊春林、朱繼聖、王光英、范權、唐家禮、楊堅白、穆芝房為副主席。^[5]1962年，孟秋江擔任香港《文匯報》社社長，同時接手原由廖承志領導的香港《循環日報》。任內，孟秋江開展了促進祖國統一的活動。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孟秋江在北京遭到殘酷迫害。^[1]

1967年3月16日，孟秋江在北京遭迫害死於非命^[1]（千家駒稱其是自殺身亡^[6]）。身後沒有留下錢財，也沒有子女。^[1]

• 孟秋江，孟秋江文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