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祠
歷史
編輯西漢欒布為燕國的國相，燕齊之間為其立社廟，號「欒公社」；石慶為齊國的國相，齊人為立石相祠。此為立生祠之始。[1]
唐朝對於現任官員立碑或立祠都有一定限制，《唐律疏議》載妄自遣人立生祠或德政碑者，要受到「諸在官長吏，實無政跡，輒立碑者，徒一年」的處份[2]。《日知錄》稱唐朝「當日碑祠之難得」。
明代時，滕縣百姓為紀念在當地為官清廉而即將去燕京赴任的趙邦清，為他修建了生祠，「黃童白叟，羅而拜之」。
明熹宗天啟年間，權閹司禮監秉筆太監魏忠賢擅自把持朝政，權傾天下，許多諂媚者抑或是畏懼其氣焰者，為他立生祠。天啟七年（1627年）五月，太學生陸萬齡上書，稱魏忠賢可與孔子相提並論，因為「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天啟七年四月，袁崇煥與兵部尚書閻鳴泰上奏，稱頌魏忠賢的功德，並要求在寧遠、前屯兩地為魏忠賢修建生祠[3]。其後，魏忠賢生祠「幾遍天下」，「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且「剝民財，侵公帑，伐樹木無算」黃運泰造生祠迎塑像時，「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將吏列班階下，拜稽首如初」。顧炎武曾感嘆：「今代無官不建生祠，然有去任未幾，而毀其像，易其主者。」[4]。臺灣林爽文之亂後，曾於臺灣府城、嘉義等地，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以示成德。並有御製功臣生祠紀事詩一首。明清時期修建祠堂達到巔峰狀態，而生祠自古有之，祠堂家廟之建既然興盛，立碑建生祠，自然不比唐宋之前規矩多，同樣的明清亦是旌表牌坊興建最多的兩個年代，為明清的普遍現象。北洋軍亦曾為袁世凱設立長生牌位。[5]
注釋
編輯- ^ 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二《生祠》
- ^ 《唐律疏議》卷十一〈職制律〉
- ^ 《明熹宗實錄》：天啟七年四月「薊遼總督閻鳴泰、巡撫袁崇煥疏，頌魏忠賢功德，請於寧前建祠，賜名懋德。」袁崇煥疏稱:「廠臣魏忠賢功在社稷，海內之共見共聞，業已銘刻金石，無容職贅，至其身任遼事，誓□恢復，梟滅逆虜，任用劉應乾、陶文、紀用等，而關內外禦敵之伏甲軍器馬匹懸簾等項，俱以家資置辦，日逐解來，又助軍需。臣方一意巡緝，嚴警諸營將吏，不敢貪懦營私，不敢餽遺隱串，改虛為實，化賈為真，易怯為勇，以有今日。浞古內臣誰有出其右者！」（《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天啟六年十月）
- ^ 《日知錄》卷 23〈生碑〉，頁 644。
- ^ 《民国史纪事本末：北洋政府时期·上》.
參考
編輯- 清，趙翼，《陔余叢考》卷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