俳句

俳句是一种有特定格式的诗歌。俳句的创作必须遵循两个基本规则：

1. 俳句由五、七、五共十七个日文音组成。音数多于五、七、五被称为“字余”；少于五、七、五则被称为“字不足”。
2. 俳句中必定要有一个季语。所谓季语是指用以表示春、夏、秋、冬及新年的季节用语。在季语中除“夏季的骤雨”、“雪”等表现气候的用语外，还有像“樱花”、“蝉”等动物、植物名称。另外，如“压岁钱”、“阳春面”这样的风俗习惯也多有应用。这些“季语”通常带着作者对于幼年时代或故乡的一种怀念眷恋之情。俳句中没有季语被称作“无季”；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季语被称作“重季”。

日本著名俳人室町时代（1392－1573）后期有宗鉴、荒木田守武，二人是俳谐连歌作者；江户时代有松永贞德，他提倡俳谐的娱乐性和教养性，号称“贞门”，可谓倾向于古典的一派。当时俳谐尚处于进入俳谐连歌的阶段。另一方面又有西山宗因，主张俳谐的滑稽性，强调创作上的自由奔放，称为“谈林”派。具有这一派特色的还有著名俳句家井原西鹤。一般被称为俳圣的松尾芭蕉，把松永贞德的古典式技巧和西山宗因的自由奔放的散文风格熔铸一炉，并加以发展，摒弃滑稽、娱乐等文字游戏成分，使俳谐成为具有艺术价值的庶民生活诗。

17世纪日本俳谐曾一度中落，至18世纪下半叶，与谢芜村号召“回到芭蕉去”，再度呈现繁荣景象。江户时代胁句（配句）以下各句逐渐失去生色，但小林一茶在发句（起句）的创作上表现了突出成就。正冈子规作为明治（1868－1912）的俳谐复兴者，明确提出连句（即俳谐连歌）非属于文学的主张，提倡以连句的发句（起句）为“俳句”文学，依然保存了发句的格律，使它发展成为日本民族最短的诗歌。此后，俳谐连歌逐步衰落，现代虽有少数人加以提倡，依然未见复兴。后来曾有人主张废除“季题”（称为“无季俳句”），否定定型（称为“自由律俳句”），但未成为主导力量。

俳句流传到其他国家，对不少国家的文学都有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前，俳句就已经流传至西方，不少西方国家都有仿照俳句形式以本国语言写成的文学。

英俳是仿照俳句形式以英语写成的诗，美俳则专指以美式英语写作的作品。初期西方学者并不重视俳句的价值。第一个提倡英俳的人是野口米次郎，他在1904年2月的《Reader》杂志以英语发表题为《A Proposal to American Poets》的文章，并以热烈呼吁作结：“祈求你们尝试写日本俳句，我的美国诗人们！” ^[1]而第一个以英语写作近似俳句形式诗文的人是美国作家Paul Reps。差不多同一时期，诗人Sadakichi Hartmann出版原创的英俳以及其他日本韵文形式的英语和法语作品。

俳句于1906年左右由Paul-Louis Couchoud引入法国。到了1910年代，俳句对意象派有深远影响，但人们对俳句的历史和形式所知甚少。其中一个了解俳句的西方文学批评家是罗兰·巴特。他在1970年所写的《Empire of Signs》指出俳句就是一个小孩指著某样事物然后说“That! ”而无意去指涉该事物的任何分类。

犹太俳是对于古日本俳句的模仿，综合了犹太语的格式和习惯和语法。

由墨西哥先锋派诗人何塞·胡安·塔布拉达引入西语文坛，最早见诸其著作《一天》（Un día... Poemas Sintéticos）^[2]:4-5。

是仿照日本俳句的形式，以中文创作的韵文，初期多为翻译日本俳句，后来再出现仿作，1980年代由赵朴初定型。由于中文为单音节语言，改俳句的十七音为十七字，分自由体和格律体两种。自由体即无任何平仄和押韵规定，格律体则规定平仄和押韵，这是因为汉语的发音较日语复杂，为了顾及音乐性而要规定格律。一般而言，自由体可用白话文写作，近似新诗，格律体则用文言写作，近似词。无论是自由体还是格律体，都像俳句一样有季题。

台湾俳又称湾俳，由黄灵芝等人提倡，不拘泥于五七五形式，七到十二字亦可。

• 井本农一：《芭蕉》，东京，1962。

• Ricardo Haiku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