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哲

師哲（1905年6月30日—1998年8月17日），男，陝西韓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俄語翻譯家、蘇聯問題專家。^[1][2][3][4]

師哲生於陝西省韓城縣井溢村一個農民家庭。1919年考入陝西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在校期間，受魏野疇等人的影響，1924年在西安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春，到河南加入國民二軍，進開封陸軍訓練處學習。同年，被選送留學蘇聯，進入基輔聯合軍官學校工程專業學習。^[3][2]

1926年10月，師哲在基輔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支部書記。1927年10月，轉至莫斯科軍事工程學校學習。1928年畢業後，留校任中國排排長，兼翻譯及文化教員。^[3][2]

1929年，由訪問蘇聯的周恩來安排，進入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簡稱格別烏）受訓。^[5]1929年10月到1938年3月，奉派到西伯利亞國家安全部門工作^[3][2]師哲本來按計劃要在1931年回上海，但顧順章叛變導致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受到破壞，師哲回上海的計劃從而落空。師哲原擬回國到湘鄂西蘇區賀龍部隊任政治幹部，受阻後中共中央改派夏曦前往（夏曦後來在湘鄂西蘇區推行了極左的肅反）。在西伯利亞國家安全部門，師哲的主要任務是審查間諜及監視處置越境的中國人。中國抗日將領馬占山赴蘇聯後被宣布為漢奸，曾嚇得跪在師哲面前，後來師哲曾充當軟禁馬占山的「監護人」。師哲晉升為上校，獲得了蘇聯名字「卡爾斯基」及蘇共預備黨員身份，並作為辦案人員親歷蘇聯大清洗。在大清洗中，師哲的老上司、西伯利亞內務部部長被槍決；曾領導過師哲的科長及處長失蹤；一位年輕同事僅因和師哲打了場網球而被人誣稱與日本領事館人員來往，在辦公室用槍自殺；曾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書記、與師哲同在格別烏長期共事的王人達被捕流放（1950年代師哲陪中共領導人到蘇聯，尋獲王仁達下落，王仁達1956年回到北京，不久病逝）。^[5]

1938年蘇聯出台政策，禁止所有外國人在內務系統任職。^[5]1938年9月，師哲到莫斯科找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被臨時安排至莫尼諾兒童院任副院長兼教務長。1939年，專職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弼時的政治秘書。1940年3月，隨在蘇聯治傷的周恩來及任弼時等人經新疆回中國。^[3][2][5]

1940年3月25日，師哲到達延安，首次見到毛澤東。^[3][2]回國初期，師哲是共產國際的觀察員，觀察匯報即將召開的中共七大情況。因中共七大一再推遲，共產國際多次捎信要師哲回莫斯科。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師哲的觀察員使命消失。但在中共同莫斯科的電訊和書面聯絡中，師哲仍是重要聯絡人，其中包括同蘇聯駐延安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的作者）聯絡。^[5]在延安，師哲名為任弼時秘書，實為毛澤東的俄文翻譯，負責毛澤東同史達林的電報來往及毛澤東接見蘇聯來客的翻譯任務。師哲親歷了中共同蘇聯就皖南事變、整風運動、重慶談判等事件來往電報的翻譯工作。^[3][2]

1943年1月，師哲任陝甘寧邊區保安處一局局長。在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陝甘寧邊區保安處處長周興的領導下，參與開展整風運動（後發展為搶救運動）。在搶救運動中，從中共關中地委調到綏德任職的習仲勛，被破譯的敵特電報提及姓名，說他已被發展為提供情報的特務，任弼時、高崗、康生為此布置師哲到關中地區調查。師哲通過抓「舌頭」，確認所謂習仲勛被發展為特務完全是敵特虛報成果邀功，從而使習仲勛擺脫了嫌疑。^[5][3][2]

後來，師哲被派到綏德、關中從事基層工作。1944年8月，調到中共中央社會部一室任主任。1945年中共七大之後，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1947年3月，奉命來往陝北和晉西間，翻譯中共同蘇聯領導人來往電報及參加土地改革等工作。1948年3月，隨毛澤東到西柏坡，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3][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派出劉少奇率領的中共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師哲任隨行翻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師哲分別任中共中央馬列著作編譯局首任局長、北京俄語專修學校首任校長、外文出版社首任社長，同時兼任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中共中央領導的俄文翻譯。先後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訪問蘇聯及東歐各國，參加了中蘇兩國領導人對話。其中，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開始三個月的第一次訪問蘇聯行程，中蘇雙方特別是毛澤東和史達林之間產生誤會和不快，擔任翻譯的師哲為雙方進行解釋和溝通，他參加了毛澤東和史達林關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商談。1950年10月到1952年，師哲隨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等人五次訪問蘇聯，商討抗美援朝、韓戰停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方案等問題。1953年，赫魯雪夫發動「政變」槍斃貝利亞，最早向高崗通報時也是由師哲翻譯。1954年4月到7月，師哲隨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任俄文翻譯，並照顧周恩來生活。1956年波匈事件後，師哲隨劉少奇等人訪問蘇聯，商討處理匈牙利事件策略。^[1][3][2][5]1949年，師哲奉命誘捕了來中國參加革命的美國人李敦白。^[5]

1950年初，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毛澤東選集》編委會，師哲、費德林、尤金負責中文譯俄文工作。師哲參與《毛澤東選集》一至三卷俄文版翻譯工作。1951年1月，蘇聯出版師哲、費德林譯的毛澤東《實踐論》單行本。1952年後，蘇聯先後出版師哲負責譯的俄文版《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3][2]

1953年夏，毛澤東突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質問，是誰將師哲安插在他身邊。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隨即被取消，師哲的位置由江青取代。江青由此打破延安時期的「約法三章」，開始介入政治。^[5]

1954年，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一員參加日內瓦會議^[6]。同年，赫魯雪夫率團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五周年慶典，並同中國領導人會談，師哲任翻譯，隨後作為翻譯陪赫魯雪夫到中國南方參觀。^[3]赫魯雪夫訪華時，除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每人一份禮品外，同時還給師哲一份，包括獵槍、自行車等等。^[5]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師哲隨朱德訪問羅馬尼亞、民主德國、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國，並出席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3]

1957年1月，師哲離開秘書圈，出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因犯了男女關係錯誤，1958年被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下放陝西扶風。師哲稱，自己被開除黨籍下放，康生規定了三條：遠離鐵路線，隔斷師哲同中央的聯繫，防止師哲逃亡蘇聯。1959年到1962年，師哲在扶風農場勞動。^[3][2][5]

戚本禹在《最後的證詞——戚本禹回憶錄》中回憶師哲說：「他調去山東後，和一個保姆搞出了一個小孩來，他把孩子扔進「血滴子」（硝鏹水）里，連骨頭都沒有了。這可能是他從克格勃那裡學來的。據說事情是那個與他發生關係的保姆揭發的。作為母親，那個保姆實在覺得師哲的做法太沒有人性了。材料當時送到中央秘書室來，我親自看到過。案子是由劉少奇負責處理的，師哲被逮捕判刑。這件事是沒有什麼冤案的。後來說什麼平反，哪有什麼反可平的呢？這件事師哲在自己的回憶錄里當然也就不講了。」^[7]

1962年8月，中蘇關係已經完全破裂，此時爆發了小說《劉志丹》「反黨」事件，以習仲勛為首的西北出身幹部遭整肅。^[5]1962年9月，中共陝西省委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急電，派人護送師哲返回北京交代問題。到北京後，師哲被關押在東總布胡同，自此開始13年的監獄生活。文革前夕被送進秦城監獄，成為1966年秦城監獄收押的第一個犯人。他和當年中共中央社會部的上司潘漢年、同事布魯、李敦白成為獄友，但互不知情。師哲入獄的罪名起初是夥同高崗反對劉少奇；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因師哲曾陪劉少奇訪蘇，所以罪名變成夥同劉少奇反對毛澤東，要求師哲交代蘇聯克格勃發展劉少奇為特務。師哲拒絕交代，罪名被坐實為「蘇修特務」。因日夜罰站逼供，師哲雙腿血管壞死，後又接受胸部腫瘤切除手術。1975年5月，師哲獲釋出獄。1976年一天，從天津清河幹校回北京的師秋朗，在北京的招待所見到失聯多年的父親師哲。但師哲的案子未結束，師哲仍被下放到陝西扶風。^[3][2][5]

1978年冬，師哲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奉召從陝西扶風回北京。1979年春，中共中央組織部作出「師哲經13年審查，沒有政治問題」的結論。經王震建議，1980年師哲被安排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後改為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任顧問。1986年，因患腦血栓偏癱而離休。^[3][2]成為副部級離休幹部。^[5]

1975年，師哲和李海文相識。1982年，師哲徹底平反，隨後給胡耀邦寫了封信，要求將自己的經歷寫下來。師哲寫了一個稿子，但未整理，胡耀邦批示之後放在中央檔案館。1986年，師哲將該稿子交給李海文整理，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該書出版。當時李海文正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研究室工作，任《周恩來年譜》副主編，忙於工作。1989年，《周恩來年譜》告一段落，李海文開始整理師哲的稿子。後來這本書出版後，韓國、日本、德國、烏克蘭、俄羅斯等國不少人來找師哲，而且日本人還將該書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日本人還給師哲拍專題片。師哲對書的出版很高興。^[8]

1998年8月17日，師哲在北京病逝，享年93歲。^[3]胡錦濤、李鐵映、楊尚昆、宋平、胡繩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 《我的一生——師哲自述》
•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
• 《峰與谷》

• 四弟：師叔德。追隨師哲參加革命。
• 第一任妻子：賈靜春。小時候帶頭剪裹腳。和師哲結婚後，育有一女師秋朗。經師哲從蘇聯來信要求，1938年帶師秋朗到延安。隨後因婆婆（師哲母親）病重，帶師秋朗回韓城。在公婆去世後，1938年底和女兒再到延安。經先期到延安的師叔德介紹，和女兒一起進入魯迅師範上學。不久，賈靜春參加工作，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中共七大前，和女兒在安塞完小的窯洞裡一起與師哲重逢。不久，師哲與賈靜春離婚。賈靜春和女兒一起分配到熱河的承德邊區政府。此後一直單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僑聯工作，由上級撮合與一位長年單身從事地下工作的美國華僑結婚。婚後數年，美國華僑去世，賈靜春獨自生活。「文革」後期。師哲從下放的農場歸來，和病重的賈靜春見了最後一面。^[5]
  • 女：師秋朗。原名師秋蘭。賈靜春所生。194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延安自然科學院補習班畢業後，和已離婚的母親賈靜春一起分配到熱河的承德邊區政府。後又到過東北、上海等地，先後在婦聯、土改隊、鐵路局、航空站、東北航空學校等單位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調往統計局。1953年，通過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的父親的關係，調到青島海洋研究所，原因是和丈夫離婚，不想繼續留在上海。此後不曾再婚。幾年後調回北京，和母親、孩子生活，在工商管理專科學校工作。文革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下放天津清河農場，數年後回北京。離休後，在北京租地種田，安度晚年。^[5]
• 第二任妻子：蘇聯人，俄羅斯族。和師哲育有兩個子女（蘇聯籍）。^[5]
• 第三任妻子：周惠年。是延安整風運動時期康生的秘書。和師哲育有四個子女。師哲1963年被捕後，周惠年與其離婚。^[5]

中國共產黨職務
新頭銜	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 1953年1月－1957年1月	繼任： 許立群
教育職務
前任： 劉仲容	北京外國語學校校長 1949年10月－1954年6月	繼任： 張錫儔